钱乃荣：论开放性大都市社会中语言的多样性

吴人 · 发表于 2007-12-2 22:44:49

论开放性大都市社会中语言的多样性（上）

　
　　　
　　　　 一、语言的开放性和文字的封闭性

      语言是最主要的人类行为。人的语言系统是一种开放性的集合体，语言是说该种语言的群众约定俗成的，它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始终呈动态变化的形态。这就是说，对待语言不能实行“规定主义”（precriptivism），语言不可能实现“规范化（standardization / normalization）”，因为“化”是转变成为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是有终极目标并须达到最后标准的，是一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做到底的行为。
      所谓“群众约定俗成”，就是说，群众的普遍使用习惯说了算，不受个人和行政意志为转移，举例说：在开始用“人流”来简称“人工流产”时，许多人不习惯，以为“不规范”，但是使用的人多了，“人流”简称“人工流产”的用法便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词典是对现实使用语言的描写，并不是记载事先的或过去的规定。“群众的约定俗成”是语言的基本的原则。
      既然语言是群众说了算的，那么禁止语言或某词语的做法是愚蠢的。
      所以说，语言的发展变化，最好是“顺其自然”，只有顺其自然变化的语言，它的本质特征就表现得更具有典型性，而受到人为干扰较多的语言恰恰减弱了语言的某些自然特征。由于“通用语”是需要学习和推广的语言，往往带有某种人工的规定性，所以自然形态的语言如方言常常比受规定性人为影响的标准语更加符合人类语言的共性。Bernd Kortmann（2004）说：“标准形式常常会误导我们，而方言比标准语呈现出更为一致的语言类型。”
      人类为了社会的需要，动用行政的力量推行通用语。但是，通用语的真正得以通用，主要还在于社会的真正需要，比如在一个21世纪的开放性的大都市里，人与人、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有通用语的话，则通用语一定会受到欢迎，自然得以广泛应用，对于社会的快速运转一定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世界最好需要通用语，一国之内各民族语言、各方言之间最好也有个国家通用语。它和这个城市原有的母语土话可以和谐共处，互相发挥各自的社会功用。在通用语推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要注意到保护本土的自然语言如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这就像人类为了需要，造起了许多工厂，造起了许多高层建筑，接着必定会有人出来呼吁，还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自从有人类社会至今，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有方言存在。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一个多种语言和方言存在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是平等的。坚持以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是与维护人的尊严不可分开的，社会中的人选择哪种语言或方言来说话写作也应该是自由的。这就是语言选择的自由和各种语言平等的原则。
      现代化的大都市，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并存、和谐共生、互补共赢，才是一种最符合现代人生存的文明的语言文化环境，同时，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即保护少数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单一化”是语言文化的灾难。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捍卫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维护自己良好生存环境的最佳对策。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包括尊重语言文化多元化的这个事实。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跨入新世纪时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中说：“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在世界经济日益相通的情形下，语言的环境应该时时多样化的。各种人在这个都市社会中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或最喜欢的说得最流利的语言说话，同时有必要学习双语或多语，以便更方便地工作和交际。
      语言的开放性是适应人类社会的开放性的。为了使口语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为了人类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人们发明了文字符号来记录语言。为了有效的记录语言，人们使用有限的音位文字或语素文字来记录无限开放性的语言，由各自语言的本质特点所决定，英语采用的是音素音位文字，日语假名是音节音位文字，它们使用的文字符号是封闭性有限的；而汉字是记录语言的另一个层次语素的语素文字。人类语言一个时期中使用的语素也是有限的，所以虽然汉语在历史上积累了六万以上的汉字，但是真正在各个时候使用的汉字大致六千左右，而且使用频率高的汉字并不很多。因此在划定的现代通用汉字和常用汉字范围内，汉语的文字也大致是封闭性的。

　
                        二、大都市中的文字形象
　
      文字是用来目治的，所以它像美术一样，也有个文字形象的问题。何况汉字的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它比字母文字在美化城市形象上更有发挥余地。
      中国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文字形象，首先应该实现城市文字标牌上汉字、英文的标准化。
      我们说语言是开放性的，不能规范化的，但是文字是封闭性的，应该实行标准化。所谓标准化，也即规范化，就是应该做到每个汉字有其标准的字体，一般的场合，正确使用标准字体，尤其在正规的、醒目的公共标志场合，如城市乡村的交通路牌、地铁站名标志和各种指示牌，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和庄重的字体，表达形式与使用颜色划一，符合国际惯例。在使用汉语拼音表示地名的地方，拼写要准确，最好是标上声调，实行词儿连写。要使引导公众寻找目的地的标牌十分醒目，理解方便。必要的场合要有英语的标示，英文一定要使用正确。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尊重人的表现，也是城市人性化服务的一部分。随心所欲写字，乱写错别字异体字，是文化素质低下的表现。
      什么是标准化的汉字？鉴于当前一国两制的现实和国际上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也鉴于大陆翻印古书等方面的必需，笔者认为，对于简体字、繁体字的问题，可以使用相对宽松的古已有之的“正体、副体”的概念，规定简体字为正体，繁体字为副体，简体繁体都有个字形标准化的问题。规定在大陆范围内，通常情况下使用简体，印古书时或在手书少数富于艺术性的店招、报名、校名等的时候容许使用繁体。这样，对于老字号招牌、名人题字、艺术性文字的处理也就迎刃而解了。鉴于汉字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书法，在书法范畴内的对于汉字的艺术化书写，适当宽容，用得好，可以为城市的美观增色，这是字母文字国家很难企及的。
      公共场所通常使用汉字的情形如上所述，汉字还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使用场合，区分“社会通用”和“社会特用”两大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上，字量、字形、字音、字义和字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可以实行分层管理。（费锦昌、徐莉莉，2005）比如在翻印古书旧书中还要处理好异体字和俗字、旧字形和新字形问题，在书写和印刷方言词典和书面语时整理和解决方言字的问题，……所以，制订分级分层面的通用字表也是必要的。
      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汉字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包括知识阶层和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文化瑰宝。我们应该对之怀有敬畏之心，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尽管十分伟大，但是在中华民族的的历史和未来的长河中只能说是一瞬间。我们要尊重历史文化，又要面对将来的我们不能都预知的文化发展，如果处理中华语言文字上有什么不周之处，我们的后代还是会来更正，不如我们回过来想得周到一点自作更周全一点的整理或修补。要尊重繁体字、异体字，不宜把繁体字称为“不规范字”。繁体字使用的历史很长，现在我们印古书，有时还必须用繁体字印，我们的书法艺术和手书匾牌（如“人民日报”、“北京大学”）还在用繁体字，姓名中还可以用异体字，台湾、香港人还在使用繁体字，世界上很多华人在使用繁体字，我们怎么可以称那么多人、那么多场合写的繁体字是“不规范字”，或与不规范的错字别字等等量齐观呢？难道王羲之、颜真卿、毛泽东、江泽民都写不规范汉字吗？古书是用不规范字印的吗？尊重语言文字就是尊重人，我们要尊重现实，尊重台湾、香港、澳门人用字。更不要传播什么 “简体字早已打败繁体字”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话语。
      其实对待港澳台和大陆各地区使用汉字不同情况，也可以看成不同层面的使用。对于港澳台地区，对于全球的华人，要应地置宜，尊重现实，妥善对待用字问题。

　
   　　　　　    三、大都市中的语言环境

3.1　　新词新语问题

         当代世界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时尚、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每年有一两千新词进入我国群众中的语言生活，这是新世纪新时代新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语言变化速度，这是世界性传媒发达包括网络化时代所带来的语言新生态。曾几何时，有些报纸还发表文章站在封闭保守的立场，反对“广场（plaza）”、“东东”、“IT”等，认为用这些新词会破坏“汉语规范化”，我们曾经出来呐喊过：“我们为什么欢迎新词？”
      “外来词”、“方言词”是汉语普通话词语补充扩展和进步的两大来源。除了群众在使用方言时不断产生新的生动活泼的新流行语，由网络、小报等媒体传进普通话之外，从外国语中传入新词语是汉语中新词新语产生的主要途径。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姿态吸收新词新语，推广新词语，收录新词要多要快，促进和推动新生事物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中的成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说过：词典收集新词语，我们应抱的态度是宁滥勿缺。
      由于网络、手机等技术的发展，新词语传来的形式呈现过去从未见到过的如此多姿多彩的面貌，如有意译词，有音译词，有音意双兼的词，有字母词，有英语首字母缩略词，有汉语拼音的缩略词，还有字母与汉字混合词，有数字词，也有字母数字混合词等。不管何种形式，都是群众的创造，应予尊重，一律平等。汉字文章中早就进入标点、数字、英文字母了，只是现在见到的多。其实从总体上来看，汉字总是占有绝对优势，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说：常用的外文字母词也就几十个，对汉语构不成冲击，所以他建议对“中文夹外文”现象宜疏不宜堵，应恰当有效地进行管理和引导。要注意在一些情形下外文词汇的实用性及合理性，满足人们对语言色彩、风格的需要。（周洪波，2005）日文中早已夹写英文，对于日语也无伤大雅。对于语言文字的原则，应该是哪种对使用方便，就用哪种。汉语的意译词固然好，用两个常用字，就能组成一个新词，如“电脑”、“书市”，含义在字面上也能看出几分，极易学习记忆，但是音译词也有其好处，它可以随着词语的含义变化而走，比如“电子计算机”不但词形太长，而且不符合现在的事物真面目了，又如“火车”、“轮船”、“出租汽车”等词字面含义也已不确或过时。有的词如“咖啡”、“色拉”当然是音译比较方便。在大量新词涌现时，必然会产生许多音译词。如日语在近代曾用片假名及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新名词，对推进日本的近代化发生了重大作用。至于现在从网络上约定的一些字母缩略词能不能都在纸质媒体上成活，可以抱有走着瞧的态度，顺其自然，由群众和语言自己来择优除劣。
      新词语不存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语法规范”的问题。创新就是要突破“规范”，除非不要创新。旧词用得不对，有个“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语法规范”的问题，因为已获大家长期约定俗成的词，字典上也写明了用法，就有个用错没用错的问题。如“早上”你写成了“早下”，就是不符合规范（修辞用法除外，如有“新闻”、“阴谋”还可“旧闻”、“阳谋”；当然有时“放在地上”也能说成“放在地下”，那是方位词的虚化的问题）。但是，新词没有这个问题。　新词是群众中刚冒出不久的词，许多新词还没有在群众中完全约定俗成，如“大哥大”、“移动电话”、“手机”，大家在选择中。对待新词语理应宽容，比如“东西”可以取代近代汉语的“物什”，“东东”为什么一定不能与“东西”共用呢？哪个词语群众约定了，就是符合词法和语法了。“每况愈下”鲁迅说是用错了，应为“每下愈况”，但是大家都这么用，词典里就记“每况愈下”，符合语法；原来叫“叶she公好龙”，后来群众都说“叶ye公好龙”，后者就是规范的。“好容易”许多人说成“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也就规范了。这，就像“路”一样，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语法”也不是《圣经》，语法都是群众在使用中约定的。“语法”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人类语言客观存在的说话规则，它是随着语言的变化自然调整的，不存在规范不规范的问题。另一义是“语法学”简称为“语法”，（这是语词双音节化造成的，“物理学”简作“物理”，但“化学”、“数学”不简作“化”、“数”。）这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现象总结出来的理论。因为客观的语法太复杂了，所以吕叔湘的《语法》、朱德熙的《语法》各有不同。
　　语言在向前前进了，“语法”（人们观察到总结的语法）不是要去拉语言的后腿，而是一个语法怎么去解释好语言新的发展的问题。以头脑里陈旧的“词汇”、“语法”框框，去套语言的与时俱进的变化现实，还说语言的发展是不符合他头脑里的“语法规范”，岂非本末倒置？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影响，已经使得语言中最稳定的“构词法”也有了变化（英语也如此）。　我们要编“语法书”、“词典”的目的，不是要去阻碍语言的随着社会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是要去解释语言发展种种现象。解释得不好，应该修正的是你的语法学、词汇学理论，而不是禁止语言（包括词语）。
所以，对待新词要宽容，用不到去指手画脚，应该在较多的时间里让群众在使用实践中决定取舍，新词的取舍往往不能预料，语言在群众的使用中自有择优除劣的功能，不能用“规范化”和“纯洁性”去限制它打压它。好的词语和词语义项的引申是禁止不了的。

   3.2　　网络语言问题

   “五四”时代，白话文被有些人视作“洪水猛兽”，如今又有些人与“网络语言”誓不两立。
   20世纪末，网络是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最重要的发明。国家语委语信司司长李宇明在2005年9月上海召开的“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上一开头就说：网络发展的前程不可估量，不能进入网络的语言将会面临消亡的命运。这是一句高瞻远瞩的预言。但是，我们有些人的思路恰恰相反，将网语视为异己，甚至要明文禁止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顾名思义，是网络上使用的语言。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与网络将越来越密切相关。网络现在是人类最前卫和重要的信息载体，网络上的瞬息万变折射出人类最新发展的面貌，因此网络上产生的新词语、新语言现象，也是最直接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由于这个载体的新产生，21世纪人类的新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的最先锋的生活和记录新生活的语言活力，网络语言在演变自己中必然会影响社会。大量的新生词语来自网络，如“丁克族、动漫、抢摊、销品茂、在线、有约、娱记、IT、CEO、SOHO、DIY、SPA”等等，都先见于网络的传播。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大量的专业术语等，如“版主、主页、链接、下载、上传、优盘、内存、宽带、源代码、浏览器”等，更早已步入纸质媒体。
   有些人对“网络语言”的解释，是狭义的，仅指那些网络上使用的、与纸文本上“规范”了的词语不同的那些词语，或特指网民创造的网络流行语，或特指自己看不惯的词语。比如说“东东、菜鸟、大虾、酱紫、D版、MM、PK、F2F、PMP、7456、886”。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语言文字的历史：由于文字载体质料和书写的工具的不同，文字的表现模样必然也是不同的。在龟甲和兽骨载体上形成了甲骨文，在坚硬的铜器上形成精练的钟鼎文和圆形笔画的篆体字，这个时期的“文章”必然只能是精短的。到使用毛笔和竹简的时代，汉字就转成了秦朝、汉朝盛行的隶书了，汉字也由古文字变化成了今文字。尽管秦始皇令李斯去“书同文”统一写“小篆”，但是从近年来出土的秦简上成万个汉字及再以前的秦国睡虎地竹简上的汉字证明，当时汉字都已经是向着隶书进化的字体。这是阻挡不住的，因为当时的书写工具已经变成了毛笔。后来在纸帛载体上即形成了楷、草、行汉字书法艺术的全盛时期。当活字排版发明和文学开始俗化后，白话文语体形成了，小说在民间的手抄和书坊中长篇地刻印，使汉字的正体印刷中又产生了简体字。到了20世纪末，世界文字出现了网络这个载体，新科技当然带来了新的文体和文字的变化。网络语言是当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当代汉语的形态又正在发生着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变异，这是符合语言和文字发展规律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纸面文学曾有过极其辉煌的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就把文学推向到平民，大大促进了文学的俗化和繁荣，在我国，出现了白话文小说，使语言面貌发生了及其深刻的变化，简体字是顺应潮流产生的。后来影视文化对纸面文化已经开始了冲击。从文化的介质来看，口头文化、纸面文化和网络文化，可能是三个发展阶段。网络文化、网络语言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它是活字印刷后的又一次最大的变易。
      既然最有活力和最有时代性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开来，使用语言的大环境由网络开始发生了突破，网络语言怎么不会带动整个语言发生大的变革呢？
      来自中文维基百科的数据现示，截至到2004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有9400万（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在家上网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人上网主要是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寄电子邮件，利用网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也在稳步增加。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正以每月5%至6%的速度增长，中国网民人数就很快将达到人口的四分之一，或略超过2亿5千万人左右。这些数据说明网络语言的全民性，网络语言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网络上最活跃的人，都是那些年轻的、具有高学历或知识层次较高的、最有创造力的一群，如大学生、研究生、白领等。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有着创新和从众的两大优势。语言主要是由３０岁以前的年轻人创造的，而网络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一批人，他们不会像前辈那么拘谨，他们总是在不停地创造新的词汇，因此网上新词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和引入其他媒体。现在的孩子，都是从读图时代长大的，他们需要更加简单、形象的交流形式，网络语言的产生与其说是为了迎合新一代的需要，倒不如说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网络上的流行语使非网民往往望而生畏，对待新生语词，最好别马上反对，况且如果要与这群将担负新世纪重要使命的青年人作对，必然失败。
   我们今天使用了这么多年的语文，就是得益于当初的白话文运动，网络却是通向未来语言方式的又一个新起点，它肯定会进入将来社会的主流语言。
   由于网络语言不需要“批准”，其创造力不受“正统”传媒编辑的过滤或限制,网民可以自己制造和选择,自由使用和传播，网语“书写”必然比纸面语言有更多的自由度。共同的创造,平等的参与传播,使网上的流行语具有更彻底的约定俗成性。语言的本质就是民间的约定俗成，书面语言一旦摆脱历代以来都存在的某种约束性，将会获得前所未有解放。网语常新常杂自然是常有的现象了，给我们的感受至少比活字印刷以后的语言面貌有很大的不同，然也因此促进了语言的快速变化。网络语言的更快捷、更彻底的约定俗成性使人类语言上更少异化，网上流行语又使网上语言锦上添花,使大家说话更遂心更直率,联络也更贴心更亲切，说话更有亲和力，虽然网络的普及还是近年来的事，许多网语也呈雏形，但是它对语言发展的推动力已经可以目睹。它使大量产生的语词具有更明显的世界性现代性，新词新语大量产生快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有活力和最有时代性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开来，使用语言的大环境由网络开始发生了变革，网络语言怎么不会带动整个语言发生大的发展呢？因此我们主张与对待其他新词一样，对网络中的任何新词语采取宽容。当然也不要把比较醒目的那些BBS、博客中最易标新立异的、多少带有些随意性的的网上流行语误认为就是网络语言的全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网络的特点造成了网络词语创造的随意性相当强，一下子陌生面孔很多，知道了网络的特点，就不会对之惊惶失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网语、会淘汰的网语肯定也会较多，网语与其他文体的语词一样，也必须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群众在使用语言中，语言自有择优去劣的功能，拙劣的词语也必然会在群众使用中自然淘汰。
   对于网络语言的繁杂，有人惊呼保卫语言的“纯洁”，有的人主张扼杀，或用“规范化”化掉它。但是，世界上哪有“纯洁”的语言呢？网络语言的出现是世界性的事件，谁又能阻挡网语的传播呢？

　　3.3 学习英语问题

         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市民应该都要学习英语。香港既通行英语，又通行本土粤语，两种语言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样的语言环境对这个城市的发展，事实证明是十分有利的。
大陆的城市如上海，现在群众中学习英语形成自觉性的热潮，家长十分赞成自己的孩子学好英语，这是这个城市欣欣向荣的标志之一。
　    根据D.Granddol的估计：在1997年，世界上把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人口大约3.75亿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也有3.75亿人。把英语作为外语使用的人估计7.5亿，世界上总计大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作为交际工具。英语已经成为为世界上通用的语言，2001年，已经有78%的网上语言是用英语写的。《南方都市报》熊培云文中说到：“当世界上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语书写，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资料的时候，英语更像是一个数据库或图书馆。”世界上的科技文化著作论文绝大多数是用英文写成，世界性的经济或学术会议都使用英语。我国要在国际上学得和交流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我们要阅读和讨论大量的国际上的新文献，我们要把我国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建树很快地传播开去，让世界各国更多的人知道。总之，我们国家要富强，我们国家要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学好和用好英语。在这方面，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从我国发达富强的长远利益作世纪性高瞻远瞩的考虑问题，不应片面地扛出民族自尊或保护本国文化大旗，为自己的不想进取与闭目塞听寻找借口。
      英语学得很好的人，并不一定会“崇洋媚外”。爱学英语，与爱国与否没有直接关系。我在这儿只举一个例子。在20世纪初期起，有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长把自己孩子送进了外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大学，如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等，从小接受的是用英语上课，有的人后来确实英文的书写能力比中文强，如宋庆龄。但是，这并不说明毕业的人都成了洋奴。相反从这些学校毕业的人，成为历史人物，其中爱国者政治家（如宋庆龄）、外交家（如顾维钧）、贡献重大的一流专家（如林巧稚）、中文文学家（如邹韬奋），所占比例特别多。所以，不是英语学多了就不利，对于他们，起决定作用的，是先进的理念、先进科技和先进文化。
      为了中国的富强，我同意以下的一段文字：“中国强调英语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只有到这个国家的受教育阶层能普遍自如地运用英语获取资讯与观念时，整个社会才会有质的改变；而中国日益式微的传统文化也才能重新定位、浴火重生；靠一帮目光如豆、靠呼吁抵制英语的人来拯救传统，那可真是缘木求鱼。”此文中还有一段：“中国需要的是像‘五四’时代那样的知识分子，国学精，西学好，世界眼，中国心；深知传统的价值与弱点，更了解‘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中国的最稀缺的元素。只有这样一批niubi的人再现，中国才能niubi起来。”（连岳，2006）
      对于外国语英语来说，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这个母语是包括各种方言和地方普通话在内的所有汉语。在现今的上海，需要推广英语。学习英语在上海没有过热，对绝大多数的上海人来说，也没有产生因为学了英语的原因而降低了汉语水平的现象。不是因为学了英语后影响了学习国语，而是我们在教育体制和方法上的问题，使年轻人国语、英语都没学好。
      在一个国际性大都市里生活的人，学会双语或多语是正常现象，多语能力对提高一个人的智力和学习工作的适应能力，只有好处，一个大都市应该是多语共存通用和谐相处的语言环境。

   3.4 　方言与普通话关系问题

      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赵元任，1980）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规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同一族的语言，主要在地理上的渐变出来的分支，通常称之为方言，分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语言了，往往是受政治上的分支的制约，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因此从语言学来看，方言和语言没有界限。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是大有好处的。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口语。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在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那样的面貌。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角落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词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用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瀊”，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瀊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潽（牛奶煮沸才说潽出来）”或 “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抮（读如‘珍’）”。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地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ang（g读浊音）”，还有一个叫“ga（g读浊音）”，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是用“寻”的；“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隑gei（g读浊音，音近）”的；“削甘蔗”用“削”，而“椠生梨”用“椠（圆转地轻削，音qi）”；“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换”是用“调”的，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原来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如“我领你去看看。”……。
      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而恰恰相反，在它普通话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如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上海文化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可可、色拉、白兰地、啤酒、卡、麦克风、马达、派对、足球、高尔夫球、加拿大、秘鲁、博物馆、图书馆、幼稚园” 等等，那时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很快取一个名词，如“三轮车、黄包车、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出租汽车、卡车、摩托车、自备车”，包括一些上海话中原有的有特色的词语“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像煞有介事”等，都由那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
   但是后来，由于片面强调了“汉语规范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受到阻碍，大不如前。学生一用有用的方言词语，就被指为“不规范”，这样他们在长大后写文章也只有在原来那些词典上有的普通话词语中用来用去了。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就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最近他在华东师大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陆谷孙，2005）
　    有的人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其实《汉语大词典》中一半以上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已经死去，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还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的方言俚语。
      所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一个要长，一个要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的，它们是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我们应该告别那种斗争哲学的年代，应该站在积极的发展语言的立场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生。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唱高调。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那么多人说得最流利的是本地话，所以我们需要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用，互补通用。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杨光2004）
            我们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但在一个像上海那样的普通话基本上得到推广的大城市里，为了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提出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必须尊重方言，尊重母语，一个大都市在任何场合不能禁止百姓使用母语说话，选择自己喜欢说的语言是语言自由人身自由的基础，不要干涉说话自由。当然，语言是起交际作用的，说话者也会注意听众的可接受度而在不同场合选用哪种适合的语言说话。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言环境，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量顺其自然选择。
      会不会到将来，全国语言统一了，世界的语言一体化了？这个问题应该由算命先生回答。我们只知道，至少从有人类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世界各地都存在方言，所以有没有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只有方言差异的大小程度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现在的现实，让语言更好地持续性发展，笔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的本性是多样性，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

   3.5　　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和对外教学问题

      普通话作为要向全国和向世界各地推广的标准语，要有规定的语音标准，要有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其基础的词语也是稳定的。因此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规范性和稳定性是必要的。
      什么地方的汉语最需要规范？
      首先是法律文件中的语言。法律语言必须概念明确，不应有模糊语言和任何歧义。
      但是我们不是时时都在说法律语言。
      我们是最正常的语言使用环境，是在生活的各种不同场合中变换着社会语言的不同语体，自然地说话和写作。
      人机对话也需要规定性。语言的信息化技术处理、机器翻译工程确实要求相对规范的语言材料做基础，需要稳定的字词句做材料，我们要花出极大的努力来实现人与电脑语言的沟通。
      但是人脑不是电脑。语言的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上的自由运用和语词动态的发展创新和新陈代谢却又与之相悖，因此计算机永远不能完全处理好全部语言问题。
   初级、中级的对外汉语教学也要求相对标准的汉语教材、词典和考试标准。编教材时应尽量选用基础的、正确的语言材料。对那些语言教学内容来说，也要求一定的规定性，不能像编中学语文教材那样多选名篇，名篇的语言比较自由。比如课本在小吃店里点菜情景下，一般不会把“我是面条，他是包子”这种语用化的句子编进教材吧。
　　　但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中国人之面对的汉语不等于外国人之面对的汉语，何况对外教学内容也是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旦中国人如都要按对外汉语教材上编的那些简单死板的语句说话，中国人就变成外国人说初级汉语了，大家长就了简化的脑袋，写出的小说、散文、诗歌都变成对外初级教材了。
   因此，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运作，社会有多大开放性，语言也有多大开放性。

吴人 · 发表于 2007-12-2 22:46:57

论开放性大都市社会中语言的多样性（下）

         　　　　　　 四、大都市中的文化环境
　
   一个缺失本土文化的城市，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一个不重视本地母语的社会从何谈起建设什么世界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乐园？一旦我们周边的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语式、一种词汇，一种文化，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城市呢？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文化，丰富多彩。比起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来，语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很珍贵的长处。文化的本质就是多样性，文化的单一意味着文化的枯竭。建立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上的多彩文化要珍惜保护，中国有了普通话以后，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多元庞杂，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带来的不是坏处，相反是长处。我们还要学习外语和外国民族的文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方言，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越是推行语言的自由选择和多样性政策，这是由先进的理念决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英语本来就是伦敦英语的方言，但他们是和伦敦英语一样平等独立的语言，伦敦英语是世界上权威性很高的语言，但是伦敦郊区依然保留很好听的伦敦郊区方言。方言及其形成的地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中华文化是植根于地方民间文化之中的，是需要不断地从地方、民间、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才能发达强盛的。胡适曾说过：“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就是应该这样的，这是专家的远大目光，他彷佛知道80年后还会有这些争议会发生，早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文章。一个根深博大的民族，才有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我们在现代的条件，不能让多样性的文化在“标准化”思路下改造划一或自生自灭。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要捍卫和发展母语及其文化。它的主要精神是保护母语，并不只是挽救濒危语言。
   中国历史上白话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方言俗语。能产生很大影响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名著如《水浒》、《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都是吸收了大量方言俗语写成的。胡适等说过，没有这些伟大的用北方方言写的著作，就没有现在的白话文，我们还不能停顿于这个状态觉得够了，还要发展。鲁迅、刘半农也盛赞过上海话小说《何典》中的方言俚语。就说上海情况吧，我就近而说，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初创、兴盛、汇聚直到60年代初期达到成熟的顶峰的江南江北10多种地方戏，都能活跃在上海，都是使用方言的（京剧至今也是方言唱的，分尖团，“主、举”同音等，昆曲也用方言），使当时的地方文化十分繁荣。上海还有建立在上海话上的大量民谚民歌、童谣、顺口溜、绕口令、谜语、种种游戏游艺、民间故事、方言话剧等，形成了方言文化的深厚的土壤。晚清以降至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大多在上海诞生，除了用吴语写的以外，大批江浙皖南籍的作家用他们理解北方话写作，就共同传承和丰富了白话文书面语。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拍摄了大量的影片，里面的上海话（包括语气词）气味很重，“名堂、尴尬、垃圾、花头、陌生、蹩脚、瘪三、吃不消、像煞有介事”等上海话常用词在使用中为普通话吸收成了通用语词语。当时上海话对国语的贡献，就像当今粤语对普通话的贡献，“按揭、火爆、爽、炒鱿鱼”等粤语词传进了普通话一样。这就是方言与共同语的良性互动。30年代提倡“大众语”的乐嗣炳曾写道：“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所以共同语及其文化往往是以方言和先进文化为其重要渊源的。
      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植根于地方方言和文化都成为中华文化的繁荣的深层土壤、创作源泉。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50年代曾出现戏剧曲艺的辉煌期，如苏昆、越剧在全国的流行，当然这是方言载体的文化。至于普通话载体的的大量电影、小说等文化，实际上许多优秀作品也扎根于地方文化的水土中。比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怒潮》、《江姐》、《红色娘子军》、《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影响深远、到现在都站得住的作品，何不都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白毛女》如果没有河北《小白菜》为基础，会有那么动人吗？《小白菜》就是地地道道产生于河北的方言民谣。《洪》、《怒》的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我国顶级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吸收了越剧唱腔写成。《刘三姐》里的歌曲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歌也来自他们的语言及其方言。上述的那些剧目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特别的风情，因此强大，为群众喜闻乐见。它们就组成了“中华文化”。现在一些地方民歌、戏剧、文化衰落了，这有什么好处？中华文化也许就会不那么丰富了。现今也有得奖的，如《英雄》，《十面埋伏》，那底子是港台文化。
      我们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越是植根于本地沃土的文化，越能在世界上走得远。那是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世界文化的普适精神和永恒价值，深藏着人类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
      在深入挖掘传统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欢迎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是两个活源，对中华文化繁荣或创新的影响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比如，汉魏以后佛教的传入，不但使汉语增加了大量的音译词，而且使中国人发现了汉字的声韵调，有了守温的三十六母字和反切，发现了声调，进而产生了《切韵》，形成了唐代格律诗的全盛风貌。燕乐的传入和民歌的采集，产生了宋词的文学高峰；金元“胡乐”在北方兴起，乃更新声，而北曲大备，加上文人的深入民间对民间的歌曲采集，推动了文学作品最多的一代元曲产生。西方文化的传入，从清末起，造就了新小说的革命；西方交响乐和歌曲的传入，形成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空前繁荣。等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旗手和作家既是放出眼光，拿来外来文化的吹鼓手和积极推行者，也是方言俗语民谣的积极提倡和搜集者，他们从来不把方言、外语和国语对立起来。
      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历史发展时期，国家强大了，就更有理由去努力全面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只有从容面对海外，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让中西文化交融或各取所需，让中华多元文化各展宏图，和谐共生，呈现蓬勃多彩繁荣局面，共创新世纪的中华文明。
　
　

         五、营造宽松环境，调整语言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主张语言的平等、多样化、自由选择和和谐共处。从我国人民当今实际使用情况出发，一个多语多言共存互补共赢的局面正在形成。在一个开放性的大都市里，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发展的对策，以上海为例，是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全国通用语）、上海话（本土方言）和英语（世界通用语）三者的关系。我们提倡推广普通话，保护和传承上海话，以积极的姿态学好英语和其他外语。在一个大都市里，还要保护居于少数地位的语言，包括本地城市方言以外的其他人群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和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外国语。我们主张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宽松的都市语言文化环境，重点要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语言的约定俗成和变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营造新词新语产生和推广的环境，让大都市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文化多样化自由选择和繁荣共存的乐园。
      在此前提下，提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5.1 普通话规范的换位思考

      所谓“汉语规范”，不是用普通话去规范各地方言，而是对汉语中的普通话进行规范。一般来说，母语是自然习得的，都有自我调节择优除劣的功能，当然也需要一些整理。只有是第二语言才需要通过推广和学习习得，要让全国各地的人准确掌握它，所以要有个标准，比如读什么声韵调该用什么语序等。全国通用语确实需要一定的规定性，但是这些必要的规定性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有的地方也需要一定的模糊性。
　　尽管有一些标准，但是在推广普通话中，还必须树立一个动态的语言观。不是要对说普通话的人设置限制，以使语言僵化，而是应该站在积极的建设性的立场上去丰富、发展普通话，建设符合当下现实的群众使用汉语环境中的与时俱进的汉语，并以此来处理好各种语言现象。不要夜郎自大认为汉语已经够丰富了，普通话是十全十美的，而是要看到普通话的词语并不是很丰富的，认识到积极吸收方言词、外来词和古语词，及时吸取新词新语来丰富普通话必要性，我们这几代人也负有通过持续努力，把普通话的基础语汇建设好的神圣职责。
　　不是用了一个方言词就说不符合普通话的规范，不是用了几个字母词或网络语就说“破坏民族语言”，不是充当“规范化”的警察处处对新语言现象去“咬文嚼字”，当然也不是要把群众中自由使用的生动活泼不断变化的活语，都变成电脑能够识别转换的语言或对外汉语教材教外国人的初级汉语。
　　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还包括一些并不在群众中使用的古字词）包括熟语共有六万五千余条词语，一本普及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包括熟语共收词九万四千条词语。当然对英语词语量和汉语词语量不能作简单的类比，但是不断丰富普通话的词语是我们应当积极面对的。
　　随着普通话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深处，是到了积极吸收方言中有用词语的时候了！站在动态语言观和丰富发展普通话的立场上，笔者主张对“普通话规范”的内容来个换位思考，希望从一直强调“规范化”不利于词语发展和使用的观念上，转变到积极推动词语变化，适应社会的持续发展的思路上来。以下是笔者的一些不很成熟的意见：
   （1）语言是群众约定俗成的集体行为。词典里的词语都是从群众使用中来的，意义的确定是群众的创造。词典编写者是对这些词收集并作出符合客观的注释，注释准确与否的标准完全是依据群众中使用的实际情况。因此提倡词典编写者每年或两年修订一次词典，一年编本新词词典，使词语的增减和释义的内容跟上群众当下使用的真实面貌。比如就说“质疑”一词，现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提出疑问”，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解释是“提出疑问，要求回答”。《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心中有疑惑，提出问题以求得解答。”这些释义显然都不能全面反映现今群众中对“质疑”一词的用法了。如果按以上释义，笔者的那篇《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文章题目，就成了《提出疑问现代汉语规范化》了。这篇文章也不是“心中有疑惑”，很轻地一般地“提出疑问”，更不一定“要求回答”。“质疑”一词现在使用很频繁，像笔者这样使用已经是主要的用法，还常见“质疑”有“提出质疑”的名词用法，如果按上面几本词典的释义，就成了“提出提出疑问”了。所以这种用法应在词典中把第二个义项形式及时补充上去。所以我们的词典应是“描写性”的，不是“规范化”的，要不断地修改，准确反映出词语使用的当下真实面貌。
   （2）建议在各地语委中专门成立一个像气象观察站这样的机构，不时监察词语变化的新动态，然后汇总到反映新词汇表或新词词典中去。这个搜集机构应该集中对语言研究的内行人士和对语言信息反应敏感的热心人士。经常或定期公布搜集到的新词语。对收集到的新词语，不论意译词、音译词、字母词、网络词、流行语等，只要是群众中创造和使用的词，一概平等对待，不要指手画脚。先进行使用频率的统计，改变过去看见新词新形式就头痛的“规范化思维”模式，把不同的形式集中公布后，向群众推广，让群众自由选用，有些同义词用了一段时间后群众自然会淘汰渐渐不用的形式，选择保留通用的。如：“大哥大、手机、移动电话”。三个同义新词，现今通用“手机”似乎多一点，“大哥大”趋于淘汰。要以抽样调查公布使用情形，不要自说自话自行规定哪一种形式是对的。因为词语的流通是不以各人和行政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时几种同义的新旧词形式保留都用也是很自然的。如“出租汽车、的士、记程车”。也可以用一定形式征求群众意见，但不要找些“帮闲文人”附和你的看法。
   （3）经常搜集各路作家创作、尤其是青年创作中使用的方言词，推广那些走进书面语中的有特色的方言词，征求意见，促使普通话不断吸收各地方言中的优秀词语和描写各地习俗的细腻词语，以丰富普通话词库。尤其是方言中大量的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长久活跃在民间口语中，渗透着群众的智慧，是丰富普通话语汇的宝藏，可列举优秀的，予以推广。《成语大词典》中原有的大量成语多数源于古汉语和书面语的寓言、故事、诗文等，如今群众中已较陌生，用字经常用错即是其表现之一。现今中青年的文章（包括小说散文）中和口语已经很少使用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么我们应该用眼光看好方言中活着的大量熟语，选择优者予以提倡使用。
　　（4）对普通话使用中的歧义、歧形用法，规定其标准用法。比如“除非你去，他才会去”，“除非你去，他不会去”是不是一样的意思，规定一个明确的说法；又如“18岁以上”到底是否包括“18岁”，规定正确用法。又如是不是可以说“他跳着舞”、“他吃了饭”，还是要讲“他跳着舞呢”、“他吃了饭了”才是正确的。当然这种体现共同语的“规定性”的地方应该是“最低限度”的，如对于“好不容易”、“好容易”这样的同义词应都保留。
      （5）根据语言使用中的实际和变化情况，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一些词的普通话语音。在正音时，要适当顾及读书人的使用习惯和变化。有些字在有几种读音的情况下，应注意各地方言对应读法和中古音的对应读法继承，不要使普通话中的不规则读音多起来。如北方没有“溪”，正音用了半边声旁音，但是在南方有各种“溪”名的地方，声母都是读“q”的，中古音也是送气音，而且是一个声母的代表字，是否改为“qi”为好。另一个声母代表字“並”也因考虑到它是中古音声母代表字，在方言和中古音中与“併”不同音不同义是不是可保留原字。“分、份”和“画、划”在中古音和一些方言中不同音，为了避免词义上的混淆，是否可以区别开来，鉴于“像”、“象”使用上的混乱，不会造成语义歧义，是否可以重新合并，可以商榷的还有“危、帆、拥”的声调等。总之，要细心科学地进行研究，广泛听取全国各地人的意见。
      （6）对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薄弱地方，要作一些补缺工作。比如：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礼貌用语不够丰富，过去公布的3800常用词中居然没有“对不起”一词。英语中对碰到对方和未碰到对方的“对不起”，是用两种不同形式说的：“sorry”和“excuse me”，表意不同，日语中分别是“gomenasai”和“simimasen”。汉语中是否也能选择并推广合适的词分开这两种意义呢？又如现代汉语在通用称呼上词语也短少，过去一度男女都称“同志”，自有其方便的地方，现在“同志”除了其狭义的义项外，通称义几乎淘汰了。那么究竟以什么词来代替呢，有时在对方姓名上不能看到性别信息时，在回信时真不知用什么来称呼。“师傅”吗？“老师”吗？“先生”吗？“朋友”吗？现在有的青年只好用日语的“sang”称呼。是否对“小姐”、“太太”、“夫人”、“阿姨”、“大妈”、“妈妈”等混用情况，都有一个界定，推进现代汉语的称呼名词焕然一新。关于补缺，这方面还可以征求一些翻译家的意见，补充一点他们在对译中遇到的现代汉语中尚缺的表达形式。
   （7）对现在群众使用面极大的网络语言、短信语言、博客语言及其对于纸面语言的影响，也要正视，搜集并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
上面7条建议外，一定还有更多的内容。我认为这些才是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普通话”的规范工作，而不是站在“现代汉语十全十美”的立场上，去抵制新词语，站在对群众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不准人家什么不准人家怎样，让我们共同站在积极推动汉语动态的丰富创新立场上，站在尊重科学发展观和语言文字工作为群众服务的基点上，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5.2　提倡语言平等，反对方言歧视

　　在一些推普比较成功的城市里，我们更应该关注那里的语言多样性建设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繁荣的问题，应该提倡在宽松的语言环境下改变和纠正一些不和谐的做法。
刚才提到过，现实的情形是现在全国汉族人92%的人的母语（第一语言）还是方言，而各种方言都是有完整的语音、语法系统，有丰富的词汇系统的使用自如的独立的语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某种思维主导形成的错误观念，有的人妖魔化方言，造成了一些人认为方言是低级的，是“市井俚语”，是“上不了台面的话”，说了方言就是“狭隘的地方意识”，为了推普，极力贬低母语方言，丑化方言，这种流毒使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说自己的母语怀着卑微心理，不是以说自己会说的方言而平等自豪，反而认为是低下一级，在大方言或普通话面前羞于启口，自惭形秽，甚至经常发生彼此之间看不起和歧视对方的方言的行为。
      由于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的片面性认识，使当前在有些人心目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看法，总结这些人的态度，大致可以用下面四句话来概括。（1）推广普通话，是能说又能做。（2）打压方言，是能做不能说。（3）给方言保留适度的生存空间，是能说不能做。（4）给方言创造一些能够得到保护的条件，是既不能说又不能做。对于（1），不用解释。（2）从幼儿园甚至托儿所起创造全天（至少整个白天）听不到任何方言的环境，从小学起在纪律条文里将说方言与说脏话、打架等不良言行排列在一起，在幼小心灵里养成说方言可耻的心理，把方言的地盘挤到厕所里甚至挤出厕所，这种环境当然会对人一生对方言的感觉意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事情明明存在，明明在做，却不能提及。一提及，就有人反过来批判你是“抹黑”是“攻击”等。不问有没有事实A，甚至已经知道了有事实A，却先来追究提及“A论断”的罪过。这是什么道理？把造成方言萎缩的显而易见的人为因素统统隐去，把注意力引到方言区百姓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这种“能做不能说”的做派离新时期一贯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是何止差之千里。（3）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做法的过激之处（有些过激做法也可能是推行者事先并未想象到的或者是下边执行时走样的）开始被认识到。人们刚在设想一些减少过激做法的实际措施，如不绝对禁止在小学的课外时间说方言等，前脚说完不反对方言生存的人后脚马上出来反对一切类似的措施。这就是“能说不能做”。也就是说要保留至今一切对付方言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不管其做法是否符合和谐社会的特征。（4）连说也不能说，一说便有人给你“政治纲领”、“分裂汉语”、“地方保护主义”之类的大帽伺候。
      上面第一条是大家都赞成的，而且是真心赞成，因为作为现代中国人谁都知道普通话的重要，对国家、对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下面三条是有严重问题的。假如做的是对的，为何不让说？假如知道做的有不合适的地方，口头上理论上也不反对改进，为什么对任何实际的改进措施一律反对？
      言行一致，行知一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也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有这么多说做分离的事情，不是正常的追求真理的心态。
      因此，我们要明确提出：改正过激措施，注意传承母语问题。

5.3　开放方言空间，纠正过激做法

　　　影响方言传承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在幼儿园、小学进行普通话教育时不给方言留有余地的政策。幼儿园、小学的课上的确应该用普通话为主进行教育，但在课后休息中应该可以自由说方言，还应该开展一些本地母语为载体的以童谣为背景的游戏，让学生从小母语不能丢。
      但是，许多地方许多学校不是这样，校规使孩子耻于说方言，“学生讲方言，班级不得星” （榕城新闻，2004）将不准说方言订为班级行为守则，把说方言与说脏话等并列作为品行劣迹惩处，汇报上去扣除品行分，都是有案可稽的事实，这就逼着家长在家也要对孩子说普通话，否则孩子在校一不小心漏出方言，就会被举报给老师知道对班级名誉带来影响。这种措施造成了孩子从小不会说本地方言，切断了在最佳学龄阶段学习母语，小学生不会说方言普遍发生，盖出其源。本来母语是可以不经学习从母亲那儿带来的使用最流利的语言，现在发生了动摇，一些城市里的孩子从小丢失了学母语的时机，不会说本地话，有的虽然到长大了再拾回本地方言，但是语音变易严重，大量有用的方言特征词、有特色的方言语词失传，都发生在当今。有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主席，出于保护中华传统语言文化的良知，都反映过这些情况，他们说的是事实。
      非母语化的结果，具有相当严重的危害性，它会造成当地历史延续的母语及其文化支撑发生动摇，使该地步入语言生活的不稳定期。在该地根底尚浅普通话需要与该地的母语携手一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与英语和平共处。
      对于此种非母语化造成城市母语缺位的后果，有些人急于发出保护方言的呼吁，但是有的语言学工作者居然在会上说：“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了，这很好嘛，说明普通话普及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推广普通话必须以消灭方言为代价。
      我们认为，除了要在幼儿园、中小学适当开放方言外，地方电视台电台也应当适度开放一点方言节目的空间，使当地人民能经常听到相对标准和自然的方言，传承方言中的有特色的语汇。除了开放地方戏曲节目和其他文艺节目如方言话剧方言歌曲外，还应该有方言的新闻报道节目，方言电视剧、广播剧的播出，让青少年接触优化的方言语言环境，优秀的有特色的方言词语因此而在青少年中会传承下去。有关部门应该收回禁止拍摄方言电视剧的禁令，而对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剧可以采用普通话、方言两种版本的播出形式。
      有的人担心一开放方言的连续电视剧和电影，会不会形成各地一哄而上争拍争演方言电视剧大家都不说普通话了的局面。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刚开放时可能有一时的反弹，过一阵子后，一切就会很正常。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方杂处，在语言方面也是自由杂处的，当时生产的大部分电影、小说等，也自然形成了国语和白话文的文艺为主体，同时电台里也常有方言的节目播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现代媒体的强大已使普通话节目铺天盖地，方言节目的听众观众有限，有一定的地域界限，到底可以存在多少方言节目，市场完全会自动调节，它是不可能与普通话节目和演出争夺市场的，它只是作为一种多语社会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补充，而且是体现了说方言演方言的语言选择自由，本地人对本土文化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只要改变了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片面禁止方言的情况，适当开放传媒中方言的节目，就此两项的调整，母语方言的自然传承一般就不会发生问题了。
   语言的发展当然最好是顺其自然，不要有较多的人为干涉，这样语言就会发展得更丰富；但是，我们因为需要，像对待大自然一样，造了很多工厂，造满了高层建筑，大力推广了普通话，这样接着再提出保护环境，保护方言，当然也是很顺当的照应。

5.4　修改法规，调整语言文字政策

   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法律与语言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与法律学术研讨会（牟云峰，2004）上，与会者明确提出：“语言多样性是世界语言生活的特点，维护和实现个人的语言自由和民族的语言平等，应当成为政治家、法学家、语言学家乃至人类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工作也面临着观念上的与时俱进。我们不但要“大力推普”，而且要“保护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不但要“推行规范汉字”，而且要“尊重繁体字”和保护其他文字资源。我们要担负起保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财富的职责来，反对语言文化的“全球化”和“单一化”。
      国家语委语信司司长李宇明先生最近答记者问（夏莉、张雪莲，2005）时说：“语言一旦丧失，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一个民族富强了，发展了，但语言失掉了，文化失落了，实际上等于这个民族消失了。”“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各种方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解决沟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语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李宇明还指出：“现在应该继续通过有意识地调整语言政策，使我们的语言生活更和谐，从而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更好地和睦相处。”
　    21世纪的社会在加速发展，都市文化呈现多元化面貌，都市民众多样性的要求更加精致，是到了调整语文政策的时候了。
      任何法律或法规，都可以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修改，与时俱进，国家《语言文字法》也不在例外。为了更好地落实共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文字法规中写入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具体内容，把保护中华各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文化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这一方面应该成为这部法的主体。此外还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出具体的办法，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费锦昌、徐莉莉2005：汉字规范的换位思考，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80期。
胡适1921：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新论，《胡适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
乐嗣炳1935：大众语决不是国语，《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
李宇明2005：在上海“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上的讲话，9月1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文化多样性宣言》11月2日。
连岳 2006：一人学英语，全家都“NB”，《外滩画报》3月2日A5版。
陆谷孙2005：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网BBS，12月31日。
牟云峰2004：第九届国际法律与语言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与法律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语文》第6期。
榕城新闻2004：请评说校园禁讲福州话，方言会消失?《东方快报》2004年12月7日报道。
夏莉、张雪莲2005：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访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语言文字周报》11月9日
熊培云2005：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外语？《南方都市报》，上海《新民周刊》摘载，2005年第9期。
杨光2004：人类文明的目标与状态：语言文化的平等与多样化，中国语言文字网2004年7月26日。
赵元任1980：《语言问题》第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洪波2004：在“规范外文使用，维护祖国语言健康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文汇报》驻京记者吴娟报道，2004年5月。
Bernd Kortmann 2004:：类型学与方言学，刘海燕译，刘丹青校，《方言》第2期。
D,Granddol 1997：The Future of Englis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本文是在2006年5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的“两岸四地语文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的论文，刊于笔者《现代汉语研究论稿》学林出版社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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