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并非唯一一个让世界为上海影视基地标志性外景产生共鸣的中国导演：长度壮观的南京路上铺满电车轨道，以及帮助《功夫》(Kung Fu Hustle)票房大获成功的酒馆和贫民窟。
西方导演眼中的上海
当外国导演想在电影中加入“上海元素”时，他们也会来这里。但在他们的手中，一些东西可能会遗漏。上一部在这里拍摄的西方大片《伯爵夫人》(White Countess)是一部拙劣的效仿中国风格的欧洲作品，导演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和主演拉尔夫•费恩斯(Ralph Fiennes)采用了一个类似于《色•戒》的故事——阴谋、离散、历史剧变——但它缺少了李安实现的那种真实性，即便是在影视基地外景中拍摄。在片尾时，“伯爵夫人”在外滩爆发，这是在上海拍摄电影青睐的另一个标志性外景[参考斯皮尔伯格(Spielberg)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在这个全球最著名的江边，人性逃离了残忍。
尽管东方导演不约而同地以上海作为背景，从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Shanghai Triad)，到侯孝贤(Hou Hsiao-hsien)的《海上花》(Flowers of Shanghai)，但当文化意味不那么浓厚时，西方导演才对这个城市最有信心。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好莱坞并没有执迷于上海，只是以其神话般的富人作为危险异国情调的主题。在《上海快车》（1932年）和《上海风光》（1941年）中，约瑟夫•冯•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在这个东方城市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他在这个鸦片烟的土地上，搭建起一座包含混杂文化与微型政治阴谋、三教九流赌局以及滥交的通天塔。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在《上海快车》中的俏皮话成为了一句庸俗的经典：“不止一个男人让我的名字变成了‘上海莉莉'。”
第一个经典的荧屏反应，来自改编自美国科幻小说家作品的一位英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是以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为基础，但在导演的允许下，将背景放在一个邻近上海的城市，而不是有名无实的洛杉矶，即便是在幻想的2020年。斯科特刻画的气候，非常忧郁的细雨天气，属于这个中国城市。在我停留上海的期间，每晚在走回位于全球最高酒店——金茂君悦大酒店80层房间的路上，我都会抬头望望天空，看云、雾、雨与灯光混合的水气形成的漩涡。当我乘电梯上位于一千英尺高处的房间时，耳朵胀气的那种感觉很是可怕，在我的房间里，落地窗户让我可以看到下面如同《银翼杀手》里那种令人害怕的灯光。放眼望去，全是闪烁的电子色彩，尽是比金茂大厦低一些或相近高度摩天大楼的七彩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