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31日08:12 新闻晨报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戴震东
经过3年时间,钱乃荣和他的团队终于做出了上海话输入法。对他来说,通过事实来证明上海话还有市场,有活力,比任何一篇论文都来得更有力。
我手写我口
一百多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喊出“我手写我口”,提倡用白话文写作,我们如何说便要如何写。
钱乃荣说,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仍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说,有的研究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好,但连论文都写不连贯。因为写文章,必须先把心里想的话“翻译”成普通话的标准文体,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钱乃荣认为,普及普通话的同时,不能消灭方言。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
语言生动活泼的名著如《水浒》、《红楼梦》都吸收了大量方言俗语写成。新文化运动时,有人就说:“没有这些用北方方言写的著作,就没有现在的白话文。”
在钱乃荣看来,方言的发展反而能推动普通话的发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出产了大量的电影、小说,里面的上海话气味很重,随着这些文艺作品的风靡,如“名堂、尴尬、垃圾、花头、陌生、蹩脚、瘪三、吃不消、煞有介事、马路、洋房、电灯泡、自来水”等上海话常用词在使用中被普通话吸收成了通用语。当时上海话对国语的贡献,就像当今粤语对普通话的贡献一样——“按揭、火爆、炒鱿鱼”等粤语方言被普通话吸收。
钱乃荣说:“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世界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深藏着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
输入法背后的故事
2005年,在上海大学物理系念书的郑晓钧听说中文系的钱乃荣老师要上一门选修课《沪方言和沪民俗文化》。上海人郑晓钧觉得特别来劲,早早地便去教室占了座。
钱乃荣回忆说,那门课吸引了很多学生,180人的教室,每次都是一个位子不空,后面还有站着的。
小时候住在愚园路的郑晓钧成长在一个说地道上海话的家庭里,他的祖父祖母都出生在上海,而非移民,他们说的老派上海话里有丰富活泼的词汇与韵味十足的音调。尽管从小学到高中,郑晓钧被要求在学校里必须使用普通话,但一回家,就像频道切换一样,马上便满口“上海闲话”。
或许是这个原因,钱乃荣的课特别吸引他,一次上完课,郑晓钧还走上讲台和钱乃荣交流心得。会计算机编程的郑晓钧当时提出,为什么不尝试开发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法?之前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恩和也提过这件事,不过,钱乃荣毕竟是做学问的,对计算机编程一窍不通,事情也就搁下了。
2005年,国家语委的一位领导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说:网络发展的前程不可估量,不能进入网络的语言将会面临消亡的命运。这句话提醒了钱乃荣,如果上海话无法通过网络来表达,他之前的努力也可能前功尽弃。
于是钱乃荣找到郑晓钧,开始着手这套输入法的开发工作。编写上海话输入法由两个部分组成,内容由钱乃荣提供,编程则由郑晓钧负责。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情也加速了这套输入法的诞生。
其实在2005年前后,学界对方言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2004年,钱乃荣的《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一文被转贴在北京大学中文论坛。此帖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学者和网友对《质疑》所提出的语言文字问题各抒己见,人们的意见主要围绕是否要发展方言而分为两派。
这场网络论战旷日持久,不断有网友前来引经据典,慷慨陈述。钱乃荣说,当时网友们为了一个议题争辩到半夜、凌晨是常有的事。
到了2007年,钱乃荣累了,他发现始终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再争论下去也不是办法。一次出国开会期间,语委一位领导就认可了他的观点,这让钱乃荣豁然开朗。他想,与其再这样争执下去,倒不如干些实事,让事实来说话。
这年,他着手编撰的《上海话大词典》出版了。这本词典的问世让钱乃荣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应,签名售书的时候排了很长的队,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买书,激动地对钱乃荣说,将来就是要让他(孩子)学好上海话。
这部大词典出版的同时,钱乃荣也申请到的上海话输入法的哲学社科项目,资金有了保障。随后他便向媒体透露了上海话输入法正在编写当中,不久之后便可问世。
编写一个输入法程序对一家软件公司来说并非难事,但对于只能抽业余时间来编写的郑晓钧个人来说,并没那么简单。郑晓钧把它比作是一个好厨师要烧一桌陌生的菜,好吃没问题,关键是需要时间慢慢熟悉。
于是,足足一年后,上海话输入法才终于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