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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31 11: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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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方言复兴，是“新时评”崛起
发布时间：2009-07-26 作者:钟刚，《南方都市报》
如果将小沈阳、郭德纲、周立波和黄子华所在的沈阳、北京、上海、香港四个城市勾出一条线，这条线贯穿中国南北。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以各自的方言和说唱方式，将欢笑带给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无论是二人转、相声，还是海派清口和栋笃笑，都受到了各自区域的观众最富有热情的喝彩和追捧。如今，方言可谓大放异彩，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也正筹划跨过黄河，在上海、重庆开出分店，南方笑星更是期望“北伐”突进，抢占春晚的大舞台。“推普”背景下的方言热，像是悄然到来的暗流，“即使你想按住，也不可能按住了”，自称和方言有着“半生缘”的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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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那种搔到上海人心中痒处的会心感受”，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看完周立波在美琪大戏院的演出，耳目一新，备受感染，“台上妙语横生，台下笑声不断，周立波给人有一种‘吃咖啡’的醇厚风味”。
周立波，上海滩舞台新贵，由他独创的海派清口，不仅开涮上海人，还敢于打擦边球，调侃领导人，前段时间被双规调查的深圳原市长许宗衡，也极其迅速地进入了他的笑侃内容：“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可怜人民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以后要敢于讲：我是人民的老子。因为老子是不问儿子要钱的。”在钱乃荣看来，周立波广采民间素材，调动话语幽默，讽刺贴近民情，有战斗力。
周立波每天看14份报纸，会花3-4个钟头读报和上网，而在美琪大戏院的表演现场，周立波安置上一台笑声计数器，计数器告诉他，一场120分钟，笑声680-700次，平均每15秒观众笑一次。为观众健康考虑，他会稍加控制，因为早些时候，有些观众笑得很恶心、笑到吐出来。
“海派清口”是周立波从上海本地的单口滑稽、北京单口相声和香港“栋笃笑”发展而来。按周立波的解释，之所以叫“清口”，是为了与“荤口、粗口”相对，“清口”注重对时事、对民生的点评，又有表演者自身的演绎。余秋雨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和自己的散文作比较，认为它们都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境界，并且声言，“像周立波这样的演员，上海滩一百年才会有一个”。
周立波曾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在广州做过生意，并在淘金路拥有一处房产，能听懂广东话。也就是在广州时期，周立波接触到了栋笃笑，并“潜心研究了一段时间”。和栋笃笑使用粤语一样，2006年，重返舞台的周立波，使用的正是被钱乃荣称之为亟需抢救的上海话。
今年64岁的钱乃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期研究上海方言，近年来推出了《上海话大辞典》和“上海话输入法”，致力于抢救“纯味变淡”的上海方言。“上海的普通话推广得非常好，很多上海方言的电视和广播台都取消了，现在有很多孩子甚至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上海话。这直接导致以方言为主的地方剧种传承的中断和观众的流失。”
上海活宝周立波的出现，俨然已成一个上海话的“大招牌”和“活词典”，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像一道风味小吃”，吸引力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中有许多段子，在网上广泛流传，“麻雀撞股票屏幕”、“打桩模子”等都是周立波海派清口经典的噱头，《笑侃三十年》中的许多台词，甚至成为了现在年轻人中的流行用语，“把他做掉”、“朋友！大户嘛！”、“万宝路！内侧袋！”等等，都已成为当下最时髦的流行用语。
周立波的主要粉丝，大多是写字楼里白领，美琪大戏院的演出票价为100元、180元、280元、380元四个档，380元的黄牛票被炒到800元，丝毫看不到金融风暴的影响。周立波的穿着讲究，很是“小资”，一头一脚做得十分到位，用足心思，上海作家程乃珊猜测周立波一定是懂得上海老话“噱头噱只头，蹩脚蹩只脚”的，“他的方式有点老派，一对漆皮皮鞋拭擦锃亮，是上海男性很经典的一个符号，很符合上海传统的审美”。
周立波的出现，马上被树立为和郭德纲相对的南派代表人物，海派清口也成为小沈阳为代表的二人转、黄子华为代表的栋笃笑之外用上海话表演的新的舞台样式。对此，周立波有一句名言，认为自己和郭德纲之间，一个是“喝咖啡的”，一个是“吃大蒜头的”，怎么好呆在一道呢？
周立波说，三者差异很大，不好比，如果硬要比较，“小沈阳、郭德纲、周立波是在同一经度，不同纬度上，大家的经度都是搞笑，纬度就是北派的曲艺方式比较直白，南派比较含蓄，如果你喜欢直白的，你可以去看小沈阳，如果你要看既含蓄又直白的，你可以选择郭德纲，如果你偏爱含蓄的，你来看周立波。没有谁好谁坏，只有受不受用。”
不过，有“巴蜀鬼才”之称的剧作家魏明伦，比较小沈阳和周立波两人的表演时，发现作家更喜欢周立波，他认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有对现实的批评，有杂文的样子，“简直是舞台上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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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南北的“搞笑经纬度”
方言热不反常，是回到了常态
在周立波之前，上海曲艺界一直有推出“沪版郭德纲”的愿望，但最后均告无果。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汝刚也多次提出，要拯救笑的艺术，把笑还给观众，还给滑稽戏。在滑稽戏名家钱程从艺25周年研讨会上，王汝刚称他认真研究过郭德纲，发现郭德纲之所以能吸引观众，一是他的演出坚持低票价，普通百姓都看得起；二是他肚子里藏了很多传统段子，有着扎实的艺术根底，并且，在传统段子的基础上，他又能不断推陈出新，贴近当下年轻人的生活。
周立波的复出，给上海曲艺界带来了生机，上海方言的活力，也为之重放异彩，引人关注。上海滑稽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作为戏剧剧种的滑稽戏，二是作为曲艺样式的独脚戏，通常是单人或双人在堂会上说笑话、学市声、讲方言、唱戏曲。单人独脚戏也是滑稽剧最早的呈现方式之一，周其实还属于滑稽剧中的“单迈口”独脚戏。钱乃荣一直讲周立波放在滑稽戏的范围内进行研究，“现代滑稽戏可以说自周立波开始，终于回到了关注现实、切近大众痛痒的路子上”。
周立波是滑稽的科班出身，14岁那年考入上海滑稽剧团，当场拍板录取他的是滑稽界名角严顺开。当时招生年龄限为15周岁至20周岁，周立波还差3个月才满15周岁，他破格录取成为16名“幸运儿”之一，当时报名者有2800人。周立波进入上海滑稽剧团，正逢上世纪80年代初滑稽戏解禁的第一个高峰，被解散的剧团纷纷恢复，饥渴的市民充满了渴望，只怕你不演，不怕不卖座，演就有人看。上海滑稽剧团团长王汝刚记得，《七十二家房客》上演时一票难求，最后，滑稽团不得不兵分两路，甚至一天要演3场，当时上海人戏称之“饿煞戏”。
今年64岁的钱乃荣，在中学时期就已是一个戏迷，少年时期的兴趣使他痴迷于上海方言和地方戏曲的研究，当时到社区去看戏，是他的主要消遣，看戏也是极盛的潮流之一，“一个月的票子，一天上午全卖光，接电话接到电线都发烫”，当时，肇嘉浜路的臭水沟刚被填平，每天晚上，就拥满了一场场看沪剧的老百姓。周立波的红火，在钱乃荣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反常”的事情，而是终于回到了常态。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滑稽戏初创时期的生龙活虎状态，拾回了喜剧幽默讽刺的灵魂，是滑稽戏向现实生活的重新回归。
其实，滑稽戏在1920年代初创以后，一直就广受市民的喜爱，一些很有生气的戏目，也表演生活的原生态。早在上海诞生的第一个“游戏场”、位于南京路的楼外楼开办期间，就有一些含有时事、迅速表现社会生活而带滑稽的演唱。“三四十年代，当时的沪剧、滑稽戏，都是紧跟时事，表现当时热点事件。”
当时的艺人生活条件很好，把亲戚都接到上海住，钱乃荣认为，地方曲艺的没落，和经济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剧团收归国营后，缺乏活力，演员也都被养懒了，能够有饭吃，又能打下麻将，还有谁愿意去花心思排戏呢？钱乃荣说，“只有商业社会充分运转，艺人演出后能赚钱，优秀的文艺自然就会慢慢产生。周立波的出现，是海派的‘商’重新出现。”不无兴奋的钱乃荣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这就是海派文化》。
“周立波的成功，告诉了我们市场是在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开发它。”中央戏曲学院特聘教授傅谨对周立波颇为偏爱，他并不认为方言是“突然之间热了”。“从来就没有一个地方语言会被地方的人排斥，1949年以后，艺术领域片面强调要用普通话，为全国各地的艺术建立了一个单一的标准，目前只是开始从这种危险中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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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碍了方言热？是经济地位，还是“推普”？
方言的魅力，其实也容易被外界因素所遮蔽，小沈阳、郭德纲的语言接近普通话，全国能懂，而黄子华、周立波的红火，则被认为是有外部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湖北评书艺人何祚欢眼中，方言的好不好听，方言曲艺在全国的影响力如何，是和当地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位在湖北拥有极高知名度的说书人，被当地媒体称之为“话家”、“活着欢”，他现在已经极少登台了，只是偶尔去位于武昌的一家火锅店耍一耍，场子不大，观众也不多，但何祚欢认为，在那里演，面对的观众是真正喜欢曲艺的“交流很真诚”。
在武汉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城市，即使在80年代，也是在全国经济排位极其靠前。“武汉话的调，跟武汉的经济地位有关。”何祚欢认为，80年代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不知道武汉话了，为什么会这样？主要还是武汉的经济地位在那个时期开始衰退。
“京剧里，有一个叫前期的‘老生三鼎甲’，里面有个余三胜，湖北罗田人，比他稍微晚一点的谭鑫培，是湖北武昌人，还有米喜子，米应先，湖北崇阳人。当时他们唱得很有名气，凡是唱京剧的，都得学他们的腔调，这样才有了湖广韵在全国的流行，包括豫剧，也用湖广韵的腔。武汉话的影响跟它的经济地位绝对分不开，一直到80年代，武汉还是经济重镇，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经济发展的情况，决定了这个方言的是强是弱，以弱势方言为表达方式的曲艺很难出来。”钱乃荣说。
钱乃荣最羡慕的还是粤语的生存环境。“从大方言的生存环境来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环境最好，其次粤语的生存环境也很稳定。但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吴语方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播出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不演出方言话剧，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
地处岭南的广东，粤语的强势地位确实相当明显，但是，广东人只能“消费”黄子华、张达明这样的香港栋笃笑明星，本地并没有出现能和上海的周立波进行呼应的人物。实际上，粤语曲艺也有一段“非常时期”。
自1956年2月6日以后，国务院签发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在全国强势推进后，“地方曲艺和戏剧的影响失去了方言的载体，丧失它的魅力，当时，粤剧、潮剧在一定程度上多 少 受 到 了 影响。”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伯慧的方言研究，甚至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全国都在推普，研究方言还有什么用？”詹伯慧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受到波及最大的，当属方言话剧。
“50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粤语话剧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面临被压制、被撤销的厄运。”广东话剧团粤语队实际上共遭到四次撤队的命令，被称之为“楷叔”的广州讲古名家的张悦楷，在和林兆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感到现实的荒谬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要撤销粤语队？很简单，前三次的撤销，据说理由是：‘全国要实行汉语规范化，要推广普通话。’”而第四次的理由，是“莫名其妙”的闹宗派。
在那段时期，粤语队也经常遭遇不平等待遇。“1975年，要粤语队搞一个揪‘走资派’的《风雷激》，安排在省调演期间演出。但有些人事前已定下策略，如果演出效果好，则交由普通话队或省粤剧团改成粤剧上京参加调演。这是要让粤语队来当别人的垫脚石。每当有什么下乡支农、参加四清、社教等等任务，粤语演员队便要作为‘全团代表’一次又一次地下乡。但遇到普通话队要参加省或全国戏剧调演，粤语队便要停演让路。”楷叔为之感叹不已。
粤语话剧的命运，在“文革”结束后得到了扭转，但是，已经将剧团和观众割裂开了的市场，需要花不少时间和长久耐心重新培育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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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曲艺一定要走向全国？
作为香港栋笃笑的代表人物，香港艺人张达明九月份即将在澳门进行栋笃笑演出。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北上的愿望。
不过周立波对于北上却显得兴趣不大，他认为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选对观众，“小沈阳也好，赵本山也好，都是很伟大的演员。但是，要选对你的观众群，我希望没知识的人演给没知识的人看，有知识的人演给有知识的人看，我们要细化。我为什么说周立波‘海派清口’不走出上海，那只能说我是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人，对文化区域认识很清醒的人。”
春晚总导演郎昆曾主动向周立波抛来“绣球”，要请周立波上2010年春晚。而在周立波复出之前，就确定了三大原则，海派清口绝对不上电视就是其中之一，被称之为周立波身边“齐如山式”人物的关天栋说，目前这几条还是行之有效的。
不上电视的周立波，对春晚也不无调侃，周立波笑说，“要由我自己决定的话，我是不主张上春晚的，除非那是领导的‘公派’，我可以考虑去，鉴于现在领导还未作‘示意’，我还是暂且将‘郎昆’晾到一边。”
怎么北上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每年就缠绕魏明伦的常规问题，“每到春晚临近，很多媒体都会找到我问地方曲艺怎么进入春晚，方言剧怎样打向全国，这几乎成为一个常问不厌的问题。”这在魏明伦看来，实际上一个“热门误区”，“很难想象李伯清的成都散打评书用普通话来演绎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多少人喜欢和接受？”
“方言曲艺为什么一定要走向全国？我弄不懂。地方曲艺就在地方演，在地方走红，就很不得了了，没有必要走到全国去，你也走不到全国去。为什么二人转能不断扩张，在国内开分店，他们是占了语言上的便宜，东北话和普通话、北京话基本上在伯仲之间，但是，粤语、江浙话、上海话和普通话就相差很大了，怎么走向全国？”魏明伦认为，中国如此之大，四川、重庆再加上云南、贵州，人口都超过一个欧洲了，四川的艺人何必一定要到全国去呢？李伯清是一个区域的明星，让他到中央电视台说评书，让他说方言，别人听不懂；改说普通话，又成三不像。这样走出去，完全就是受气，何必呢？
“很多人会想我们本地的艺术只有本地人喜欢，还不够，我要让外地人了解和喜欢上它，这样就要讲普通话。”傅谨很难想象一个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周立波会是怎样的？他认为，为了让其他区域的人喜欢自己，也说其普通话，“实际他们忘记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一门艺术丧失了本地语言的魅力和趣味，那就有可能所有地方的人都不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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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能失去
讽刺对象
在魏明伦看来，周立波是机智的，会打擦边球，分寸拿捏得相当准，“在舞台上说，比报纸的白纸黑字要灵活，说到哪，就是哪，审查机制对他是部分失效的”。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认为周立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用个人化的叙述触及宏大命题。“他表达的不是文广的观点，不是上海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中国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未经审查的、带有浓烈民间色彩的叙述，体现了思想的自由。”
不断爆出经典段子的周立波，每次会带上提纲上台，大概五六张纸，全部是小二号字的标题，字数不会超过1200字，讲完一段，他会打上一个勾。舞台上的周立波，在钱文忠看来，“完全是无底本演出，只用口，没有任何声光化电”。钱文忠对“笑侃三十年”中对于“文革”的讲述，尤为欣赏，“我觉得周立波将‘文化大革命’说成‘文化革大命’，很无意地打开了我们民族一个长期以来的巨大心结，他发现了‘文革’最大的特点是荒诞，他用了反讽的东西，把这些过去当笑话谈，当一件东西你可以嘲讽它，说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化解了我们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如果舆论环境能宽松一点，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周立波涌现出来，甚至会有更多比周立波还周立波的人。”梁文道认为，中国电视台现在还做不了美国的那种纯脱口秀节目，还无法最大自由地嬉笑怒骂。即使是黄子华、张达明这样的香港栋笃笑明星，到了广州，内容以社会风气、股票、成长及互联网为主题，呼吁“观众快乐做人，永不言弃”，显得很有励志色彩。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或者书面通知，告诉我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应该怎样演。”周立波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现在的环境足够开放，就算领导人坐在下面，我还是照讲。有人说这是大胆、首创，那只是他们不敢讲而已，也许他们还没有习惯日益宽松的民主氛围。”
“面对现实，表现社会，取材当今，幽它一默，以至嘲讽，如周立波开涮磁悬浮，调侃2008年的股市及其救市，这样的讽刺才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才是创新。这样的不断创新，就自然带来台下的不停的呼应，阵阵笑声。”钱乃荣认为，老调重复是滑稽戏没落的原因，周立波以及其他说唱艺术都在于是否有批评现实的精神。如果上海滑稽戏老是上演名剧《七十二家房客》，而且永远是六七十年前的七十二家，而不是当下的七十二家，老百姓为什么要来买你的票呢？难道不去关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弊病，而是去关注几十年前的时事讽刺？
钱乃荣觉得，周立波的段子有意思，但是旧了点，还有点不过瘾，能否在年轻人中再出一个冒险家，将网络时代的世相更有锋芒地表现出来？和钱乃荣不同，魏明伦更关心的是在方言热的同时，如何警惕曲艺进入自我消刺的循环中。
“曲艺里，以相声最有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声是一枝独秀，传播面非常广，除了它使用的是普通话，更重要的是相声有对立面，讽刺对象清楚，就是鞭打“四人帮”和“文革”，但是，到了90年代就开始衰落了，它失去了讽刺对象，官场腐败和社会根本问题不敢碰。”魏明伦认为，有刺的相声、小品，一旦被消刺，讽刺功能没了，方言的魅力再强，也就只是一篇有文采、没内容的时评，“挠不到痒处，观众是一定要退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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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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