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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温三十六字母》浅析及其他

作者：熊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256 更新时间：2005-9-13 20:45:00  







    《守温三十六字母》是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名著，它所确定的三十六个字母，在一千多年中一直为后世音韵学界所沿用。本文拟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对其作一浅析，从而兼及我国古代音韵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得失。为便于表述，所引字母一律按今音解读，并采用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所定字母读音及拼式注音。


    一、《守温三十六字母》考

    此书原名《守温三十六字母图》，其书名见于《玉海》称：“守温有三十六字母图一卷。”但早已失传，只是在后世的一些音韵学著作中不断被提到和采用，故流传至今。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复在其《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附录》中有这么一段话：

    前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见敦煌石室写本中有一个写得很坏而且很破碎的卷子，共分三截，有一截的第一行写：“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八字，可并没有标题。这就是他的字母图残本不是，我们无从知道。有用没有用，也难于断定。我现在把它的主要部份抄出如下：

    南梁汉比丘守温述：

唇音  不 芳 并 明

舌音  端 透 定 泥是舌头音

      知 彻 澄 娘 日是舌上音

牙音  见 君 溪 群 疑等字是也

齿音  精 清 从是齿头音

    审 穿 禅 照是正齿音

喉音  心 邪 晓是喉中音清

    匣 喻 影亦是喉中音浊’”

（ 引自王力《汉语音韵学》。下同。）


    这就是笔者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守温三十六字母的最早信息。但散见于各书、获得多数音韵学家共识并流传至今一直称作“守温三十六字母”的是如下的一些字：


见 溪 群 凝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穿 床 审 禅 晓 匣

影 喻 来 日


笔者将上述三十六字与刘复抄录的三十一字比对后发现，在刘复所抄三十一字中有“不、芳、君”三字是上述三十六字中所没有的，笔者疑是后世的人将“不、芳” 改为“帮、滂”所致。按“不”和“帮”的声母相同，都是b（玻）；“芳”和“滂”的声母按今音虽分别是f（佛）和p（泼），但都是唇音，发声相近，也许古音或古人认为是同一个辅音（声母）。至于“君”字被改为何字，因系残本就不得而知了，笔者只能从它的排列上推断是被删掉的字而已。不过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也有采用“君”字的。刘复所抄其余各字均与上述三十六字一致，由此可以判断该残本为守温原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从行文上看，有原手抄者将原文简化并加入主观说明的痕迹。

    所谓“守温三十六字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汉僧守温选定用来代表汉语语音中一定辅音（声母）的代表字，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又称“纽”。按理，既然是辅音的代表字，那就是凡属同一辅音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作代表字，所以我们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又常见到一些与上述三十六字不同的字作代表，只是上述三十六字一经选定，又为我国的音韵学界所认同，大家也就习用了。

为方便表述和理解，笔者不妨按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写出三十六字的拼式如下：


jian（见）      xi（溪）      qun（群）    yi（疑）      duan（端）

tou（透）      ding（定）     ni（泥）     zhi（知）     che（彻）

cheng deng（澄）  niang（娘） bang（帮）   pang（滂）    bing（并）

ming（明）     fei（非）      fu（敷）      feng（奉）    wei（微）

jing（精）     qing（清）     cong（从）   xin（心）     xie（邪）

zhao（照）     chuan（穿）    chuang（床） shen（审）   chan shan（禅）

xiao（晓）     xia（匣）      ying（影）   yu（喻）     lai（来）

ri（日）


二、浅 析

    （一）由于汉字是方块字，自然无法从字形上分辨出辅音（声母）和元音（韵母）。但前人通过细致的审音，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体察出汉语语音中包含声母和韵母两大音素的自然规律，从而发明了三十六字母作为声母的代表字，以便具体研究这三十六字字群的发音部位和方法，明确它们在构成音节中的位置和作用。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发现。

    汉字虽然不是采取拼音制，但它毕竟是用来记录人们的语音的，这就在每一个方块字中必然具有或者是声母与韵母共同构成音节、或者是由韵母独立构成音节的客观规律。只是前人限于历史条件，仅仅发现声母和韵母共同构成音节的规律，而没有发现不用声母只有韵母也可构成音节的规律。关于这，我们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看到所有的汉字都必须用反切上字（声母）同反切下字（韵母）相切（拼）来注音就可证明。三十六字母作为反切上字字群的代表字，它标志着我国方块字拼音制的萌芽。

    （二）从笔者以上转写的拼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十六字母中有辅音（声母）16个，即：b（玻）p（坡）m（摸）f（佛）d（得）t（特）n（纳）l （勒）j（基）q（欺）x（希）zh（知）ch（蚩）sh（诗）c（雌）r（日）；有半元音3个，即：i（衣）u（乌）u（迂），其中i重复出现；其余有 16个辅音也是重复出现的。而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则是辅音（声母）21个。笔者以为，无论古今语音有多大变化、语音中的多种音素也可以存在古今发音上的差异，但作为语音中固有的音素之一的辅音而言，其数量（16个）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说按照古音这三十六字母原本是一字一音，不会雷同，则又未免太多，因为按照人类语音的发展规律是由简到繁、由单音节向多音节方向发展的，所以古音中的辅音数量决不会超过今音。清朝的潘耒在其《类音》中就曾指出：“知、彻、澄、娘、敷五字复出……彻与穿、澄与床异呼而同母；知与照、娘与泥则一呼，故删之。非与敷亦异呼而同母。”另一方面，这三十六字母中又缺g k h z s等5个辅音的代表字。笔者以为，即使从古今音异的角度去看，无论这5个辅音应读何音，但它们所代表的音素应该是存在的，没有它们，就意味着三十六字母未能包含汉语语音中的全部辅音音素。关于这，前人也曾论及要将三十六字母增至五十字母的，但他们都不是严格地从分析汉语语音中所包含的固有音素出发，从而一字一音地恰到好处地定出相应数量的字母，而是带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这一点，我们只须从他们所提字母的数量上就可见一斑了。

    （三）三十六个代表辅音字群的字母中有半元音3个，这是极不科学的。须知半元音并不属辅音，它作为韵母可以独立构成音节，而辅音是不能独立构成音节的。但古代的音韵学家们不仅把它们视作辅音，而且在韵书中把它们作为反切上字（声母）使用的频率也相当高，甚至把应该属于特别韵母的er（耳）也当作辅音（声母）使用。如《广韵》上声“睡”韵“勇”目的“勇”：“余(yu)陇切”；入声“屋”韵的“屋”：“乌(wu)谷切”；下平声“侵”韵的“愔”：“挹 (yi)淫切”；“登”韵“柔”目的“柔”：“耳(er)由切”。由此可见，姑勿论其所切（拼）出的音的准确性如何，（也许论者会说这里存在着古今音异的关系），仅就音理而言，把半元音（韵母）和特别韵母当辅音（声母）使用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音韵学亦即语音学的幼稚和不足。

    （四）从前引资料可以看出，古人很重视三十六字母的发声部位和方法，他们以为标明发生部位和方法就能让人体会出正确读音。但这里的唇、舌、齿、牙、喉和清浊之分是不够准确的。特别是“牙音”和“齿音”之分，使人难以捉摸，不知其所指。只是在有的音学著作中提到“牙音”发自尽头牙时，才使现代的语音学家领悟到是指的舌根音。当声带震动使气流从舌根呼出时与尽头牙有所摩擦，遂被古人误以为是“牙音”，从而出现“牙”和“齿”同义反复的既不准确又不科学的提法。

    三、结 论

    （一）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实际上就是国语语音学的初步；所谓音韵学家，实际上就是语音学家。古代的音韵学共分三个门类：1、古韵学，以周秦古语音为研究对象；2、今韵学，以隋唐以来诗家所承用的声韵系统为研究对象；3、等韵学，以等呼、反切、四声、五音、八音、十四声等语音发声规律和声调规律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全部音韵学的内容都是以研究语音为其核心的。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就是我国古典的国语语音学。然而，古代的语音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对国语语音中所包含的多种音素尚在探索之中，因而还不能从国语语音中准确地分析出辅音、半元音、元音等音素；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住不同音节的细微区别。比如古人把半元音i u u不当韵母而当声母用，这就势必造成拼（反切）出的音不准确。又如古人重视声母的研究而忽视对韵母的研究。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古人定出一个获得古音韵学界共识从而类似三十六字母的韵母代表字，而在古人的音韵学著作中，用于研究声母的篇幅也大大多于研究韵母的篇幅。因此，古人也就不可能明确分析出构成韵母的复合元音中有半元音、元音、次要元音、附属元音等音素；也不知道韵母可以独立构成音节。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对国语语音的研究尚处在相当幼稚的阶段。他们是“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直到劳乃宣用方块字标出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两个以上反切下字）时，已是民初了，而这也是相当不准确、不完备和不科学的。

    （二）由于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实际上是语音学的初创阶段，所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处于各抒己见、各执一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甚至连基本的名词术语都未统一，基本的概念也未形成共识。这就无怪乎后人读起来难懂了。如所谓“韵”在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有时指韵母，如刘勰《文心雕龙》云：“异声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这里的第二个“声”字显然是指的韵母。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云：“韵纽者，慧琳一切音义称梵文‘阿’等十二字为‘声势’，‘迦’等十五字为‘体文’。‘声势’者韵，‘体文’者纽也。”这里所谓“声势”就是指韵母。但“韵”有时也指声母，如前人的音韵学著作中，把三十六字母都分别加上一个“韵”字作为等韵的研究对象，如称“见韵”“群韵”等。还有 “韵纽”的说法。胡以鲁《国语字草创》云：“双声即同韵异音……叠韵者，双声之逆，同音异韵”。这里的第一个和末一个“韵”字指的就是声母，而他的“音” 字才是指韵母。“韵”有时也指声调，如我们通常说的“平韵”“仄韵”。唐孙愐在《唐韵·序》后论曰：“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这里把韵和调连在一起说了。又如西人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中，将我国国语语音的音素分为二十九个，所谓“自鸣者”（按指元音）五；“同鸣者”（按指辅音）二十，“不鸣者”（按指用于外来语）四。同时分“字父”（声母）二十六，“字母”（韵母）四十四。还把复合元音称作“字母”“孙母”“曾孙母”等等。在对三十六字母的注音方面，在江永的《音学辨微》中，“见”：“古（gu ）电（dian ）切”；“溪”：“苦(ku)电 切”。但在同书论“借韵转切法” 时，则“见”为“京(jing)坚(jian)切”；“溪”为“卿(qing)牵(qian)切”。瑞典人高本汉在其《中国音韻学研究》中解释说：“纽与声母之不同。纽是三十六（三十）个字母，不管颚化与非颚化的。真正的声母是由反切去表现，声音之颚化与非颚化都由他们指出的。韵与韵母之不同，韵是从主要的元音算起的，不管主要元音前有没有i或u以为复合元音的次要成份，真正的韵母是由反切的表现，把那字所有一切元音的成份都包括在内的。”高本汉举例说，如同在一个“见”纽的字，如果是纯粹发声的，其反切上字是“古”，如果是颚化的，其反切上字则是“居”。这无异于说“见”纽的字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字母，而这种不同，只有从反切上字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纽”不是声母，只有反切上字才是真正的声母，那末，“纽”的作用是什么呢？仍是一个疑问号。同样， “韵”不是韵母，韵是没有韵头的，而韵母则是由反切（下字）去体现其所包括的一切元音成份的。高本汉在这里所说的“韵”似指主要的元音而言，不是指复合元音整体。其实这是由于古人把作为韵头的i u u当作声母对待，才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作为反切下字的方块字，其读音中自然是包括了应该包括的全部元音成份的。

    随着音韵学的发展，审音则愈分愈细，愈演愈密，难免失之繁琐；推理则愈推愈玄，愈穷愈奥，多有失于牵强。遂致教者叹难，学着堕雾。迨至上世纪初，由我国文化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从西方引进现代语音学理论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后，古代音韵学的古奥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从而开创了我国语音学的新局面。综观古人的教训不外是：

    1、我国古代的音韵学家们一直未能确定一种地方语言为标准音进行实地研究，而是在遵循所谓“兼顾古今，兼顾南北”的指导思想下从故纸堆中讨生活。有的音韵学家甚至以统一全国语音为己任，企图通过自己的著述统一国语发音,似乎要创制一种人造语音(有人说是所谓“书音”，是只有读书人才读得出的书面语音)。如清朝的潘耒在其《类音》中称“欲使五方之人去其偏滞，观其会通，化异即同，归于大中至正”。有的音韵学家甚至在研究中掺杂进以自己家乡的方言为标准的语音，称之为正宗古音。这些都无疑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导致最终也未能建立起系统、科学的语音学体系。唯一的一部以北方话为标准音的《中原音韵》，也因仅具工具书功能，并受到音韵学界的攻击，而无补于科学的语音学体系的建立。

    2、没有创制出一套表音字母符号，始终跳不出方块字的圈子，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语音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进程。

    3、没有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诸如实地考察、个案专攻、个人专访、课题设置等等，更遑论使用测音、录音仪器进行研究了。大体上都是从故纸堆中讨生活，甚至出现把语音的发声与人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拉扯到一起的论述。

    （三）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古代的音韵学研究成果，既要看到它作为古典的语音学初级状态所存在的不成熟和幼稚性，也要充分肯定音韵学家们对数以万计的方块字所作的艰苦努力以及为我国现代语音学的建立所提供的良好基础。过去有不少学人说古人把音韵学写得古奥难懂，读之宛如“天书”，是故弄玄虚。其实这是冤枉了古人。须知古人也是处于我国语音学的初创阶段，许多问题都正在探索之中，连他们自己都还未能彻底搞清楚的问题，怎么能表述得明白晓畅呢？因此，我们要有分析地正确地去认识和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在当前中华传统诗词写作中予以运用。笔者以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察，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如何对待“古韵”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四、说 韵

    作为语音实体的韵，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国语语音中所固有的音素，从根本上讲，不存在古今难以跨越的鸿沟和面对必须作出存废抉择的问题。在中华传统诗词写作中所谓的“韵”，实际上就是指语音中的韵母和声调两大成份。所谓“押韵”，就是指凡语句中尾字的韵母相同就“押韵”，反之就“不押韵”。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中共有韵母三十五个，用这三十五个韵母去比对古人韵书中所规定的韵和古人诗词中的用韵，我们就会发现相沿至今的汉字读音是基本上和那些韵接得上轨的。当代著名语音学家王力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古音是不可能的了。”  而王力这话是在老一辈语音学家们做过多年努力都无功而返后才说的。我以为，是否存在一种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所谓“古音”，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须知现存的各类韵书，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翔实的语音记录，就是古代的录音“磁带”和“光盘”，除此以外，是不会有别的什么尚未发现的或与今人完全不同的“古音”的。一种民族语言中固有的语音，是不会象语言那样变化大和快的，因为这不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民族的延续，我国代代相传的众多古籍至今仍能阅读就是有力的证明。比如三十六字母中的第一个字“见”，笔者在本文中已引了两个注音： “古电切”和“京坚切”；再查《广韵》的去声“霰”韵下的“见”目注音为“古电切”、“胡电切”，别的韵书还有“经甸切”。尽管代表声母的反切上字不同，但代表韵母的反切下字的韵母则是相同的，都是ian。 在当代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此种现象也大量存在，如苏北方言中的z c s和j q x 不分，把“洗”（xi）读“死”（si）,读音虽然不同，但其韵母却是相同的，都是i。又如南京话将“徐（xu）”读作“瞿（qu）”，也只是声母改变了，其韵母则都是u。汉代的一位辩士名叫郦食其，据考证这里的“食（shi）”应读作“异（yi）”、“其（qi）”应读作“基（ji）”，同样是声母变了，但其韵母则都是i。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于韵母在构成音节和体现音色、音值中起主体作用，因而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语音，在因时因地发生的变异中，韵母总是处于惰性状态，以保持民族语音固有的基本特征。再以《广韵》为例，“东”韵中有二十一个韵目，其中十六个的反切下字的韵母都是ong；只有“雄” (xiong)瞢(meng)穷(qiong)风(feng)五个字的韵母不同。但古人认为半元音i是辅音，韵母中没有韵头，而eng和ong都是开口呼，都有“收声”（鼻音），因而古人认为是同韵。《广韵》“桓”韵：“桓”，“胡(hu)官(guan)切”；“潘”，“普(pu)官(guan)切”； “瞒”，“母(mu)官(guan)切”。“潘”和“瞒”的韵母按今音为an，但反切下字的韵母却是uan，用于“桓”可以，用于“潘”“瞒”就欠准确了。不过我们知道古人是不用韵头的，而韵头又并非韵母的主要成份，因此仍然不妨碍古人认为它们是同韵。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的认识：在所有的韵母中，真正以单一元音构成的并不多，而以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则是绝大多数。所谓复合元音，就是指一个韵母中有半元音、主要元音、次要元音、附属元音等成份。而凡是韵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元音成份相同，在前人的诗词中就算押韵。如“急(ji)”、“吹(chui)”、“罴(pi)” 押韵，是因为它们的韵母中都有一个半元音i 。又如“天(tian)”和“船(chuan)”押韵，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元音a和附属元音n相同。有趣的是，古人诗词中的“户(hu)”和“女(nu)” 押韵，而它们的韵母则是半元音u和u，显然不同。但古音或古人认为u 和u通韵，是因为它们的发声部位和方法极其相近，都是撮口呼。也正因此，当代的语音学家赋予它们的字形符号也相同，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加上两点小小的音标；而古人诗词中的“雾(wu)”和“去(qu)” 押韵，其韵母在字形上就完全没有区别了。因此，对于古人诗词中的en eng同韵、ong iong、an uan同韵、乃至ing eng un同韵、ueng ong eng uang iang同韵，我们就也都能理解了。这也就是说，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用韵上如有疑难，只须查一下现代词书字典中的注音也都能解决问题的。只不过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在传统诗词的创作中，是否要遵循古人的这种规范，那就要从当代人是否理解和读起来是否认为押韵为准才是。所幸在传统诗词的创作实践中，存在这种分歧的字并不多，若为当代人着想而有意避开这些字不用，也是易于做到而不会影响创作的。

    此外，在古人的韵书中也还有一些例外。仍以《广韵》为例。“东”韵下的“冯”目中有“梵”。“冯”，“房(fang)戎(rong)切”；“梵”，“防 (fang)泛(fan)切”。这里的韵母ong 和an显然不同，按理不能认为同韵。但由于a o e的发声部位和方法都极其近似，又都是“开口呼”，所以古人认为它们同韵。再就是它们的韵母中都有一个附属元音n，这个n虽是个辅音，也不是韵母的主要成份，但它们仍在表音中起着作用，都是“收声”（鼻音）。不过，我们还应当理解，其实《广韵》的编者们在这里也是取“冯”和“梵”的声母相同，即所谓同 “纽”，又同是唇音；而且，不仅它们是双声字，就连它们的反切注音字“房”和“防”与切出的字构成双声字，本身又是双声叠韵字。编者们还要考虑反切上字必须与切出的音同声母同清浊、反切下字必须与切出的音同韵母同声调。再如“光”韵下的“天”目中的“吞”。“天”，“他(ta)前(qian)切”； “吞”，“汤(tang)门(men)切”。这里的韵母ian 和en显然不同。但编者们同样也是取“天”和“吞”的声母相同，亦即双声字；而“他”和“汤”是双声叠韵字，“他”和“前”是叠韵字，同时ian 和en里也都有一个附属元音n。依此可以类推。由此可见，在古人的韵书中几乎包括了古代音韵学的全部研究成果和一些未定之议，我们在研读时不可不察。《广韵》是据《切韵》和《唐韵》编纂的，孙愐在《唐韵》序后论曰：“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或人不达文性，便格于五音为足。”可见古人认为在韵书中体现双声叠韵是关乎文采的大事，并非单纯以辨音为满足。其实，这些都是极不科学的观念，大大妨碍了科学的语音学体系的建立。现存的韵书都是以《广韵》为蓝本编纂的，唯繁简有别而已。我们通过对《广韵》的粗略分析，也可见其他韵书的一斑。

    关于声调，笔者是主张在中华传统诗词的写作中使用入声字的。这对丰富传统诗词的音韵音色、保持传统特色都不可或缺。但要熟悉入声字，就只有求助于除《中原音韵》以外的古人的韵书了。再是声调方面还有一个古韵书和当今普通话的矛盾问题。笔者以为应该听其自然，不必强求一律。从传统诗词的创作实践看，这样做对繁荣创作并无大碍， 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是无须在这方面多费唇舌和笔墨的。

双相障碍

以前读过几篇类似的，山东王某所写，里面还讲到汉拼可以拼写古今天下所有形式的汉语，还讲到现在古音考证瞎来的，汉语从唐朝到现在除了一些小变化（举的例子是精见细音合并:silenthate: ），没有什么差别，不晓得跟这篇文章的作者什么关系。

疁城小囡

这算啥，还有人发明了 汉字拼音说 呢，比这牛多了。

双相障碍

以前还看到过有人说尖团在方言中不区分字音，京剧中才区分。

[ 本帖最后由 双相障碍 于 2008-4-26 18:37 编辑 ]

mandarin

参考书目都没有的文章好看大

mandarin

还有老是笔者笔者，没见过那么自恋的论文

疁城小囡

人家要提出的是突破前人的划时代的见解，自然不需要去参考别人的书么。

mandarin

关于古音韵学的闲话
——答陈宗辉先生
作者：熊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79 更新时间：2007-3-7 7:39:25

                     


当我拜读了陈宗辉先生发表在《世界汉诗》2007 第1期上的《关于汉诗规范化的几句闲话》、对我写给周拥军先生的信中提到的关于古人对汉语元音aoe iuu的理解提出质疑后，感到十分高兴。我的那封信原是简单地谈点个人的看法，不是系统的论文，我的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守温三十六字母>浅析及其他》发表在《世界汉诗》2006第1期上，在这篇论文中，我也许说得比较清楚和系统一些，（这篇论文的初稿约4万字，是因约稿方限定字数在7000 字以下，才删减成发表时的分量），而在那封信中，则没有也不需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述，这就引起了陈先生的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感到高兴的是，关于我国的这门古老的学问——古音韵学，目前国内外对它感兴趣和愿意进行研究、探讨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致使这门学问几成绝学。现在有陈先生这样的同仁表现出对这门学问颇有心得，实在是可喜的现象，若能就此生发开去，展开讨论，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我国的古音韵学之所以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研习，最根本的原因是古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著艰深难懂，就连民初的一些前辈语言学家也说不易读懂，更遑论普通的莘莘学子了。然而，几个外国人研究我国古音韵学的著作和我国的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研究古音韵学的著作却普遍反映比较容易读懂，究其原因，是他们能够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古音韵学进行探讨，因而较之古人的论著要容易理解一些。我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时代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现代语音学的基础知识，并运用现代语音学的基本原理对古音韵学进行研习，才对许多难题豁然贯通、迎刃而解的。

我以为，我国的古音韵学就是古典的语音学，是语音学的起步阶段。古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汉语语音。例如古音韵学中的一个研究内容“等呼”，如果读古人的论述，是始终不得要领的，但如果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就会发现古人实际上是在探索汉语语音中的6 个元音。古人所谓的“开口呼”就是指的aoe，而古人所谓的“撮口呼”也就是指的iuu。由此可以类推。那么，古人为什么没有如此明白地进行论述呢？这是因为古人虽然已经领悟到汉语语音中有这么几个元音音素，但还没有具体地分析出来，更没有想出用字母符号予以标示的方法，致使后世的人们难以理解。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音（不是说语言），都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既是人类社会相互交流的结果，也是出于相互交流的需要。尤其是元音，较之辅音更有着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以保持民族语言的基本特征，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也就是我国的一些前辈语音学家们在20世纪初期通过十几年的努力都没有把所谓的“古音”搞清楚的根本原因。就连王力先生也曾在其《音韵学》著作中慨叹：对于古音，我们是搞不清楚了。

我国的古音韵学发端于南朝，当时的江南才子是研究音韵学的主力军，他们自然把自己的地方语音带入音韵学著作中，不过他们也考虑到全国的统一，在音韵学的研究和韵书著述中，也曾提出过“兼顾南北、兼顾古今”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音韵学论著和韵书中兼有南北语音的原因。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语音与古籍中的语音绝大部分是相通的，这是事实，但一定要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南音认作是“古音”，似乎现实生活中的北音就没有保留下多少古音，则是有失允当的。因为这不科学，不符合我国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客观规律。追根溯源，还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遭到江南才子们的抨击留下的后遗症。

人类语音中的两大成分——辅音和元音，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代的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如实的科学的反映，它能够准确地科学地标示出汉语语音的多种构成音素，这就为我们研究古音韵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工具。如果陈先生不否认在汉语语音中无论古今都存在着辅音和元音两大成分的音素，那么，我借用当代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的字母符号来标示它们的存在就没有错。如果陈先生已经搞清楚了古音，也可以按古音的需要把它们读成不同于今音的别的什么音都是可以的，（即使陈先生要另创一套字母符号来标示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字母符号，它所要起的就是这个作用，仅此而已。再是，如果陈先生不否认所谓押韵就是使用韵母相同的字做语尾，反之，就是不押韵以及不否认只有主要元音才能在韵母中起主导作用这一基本规则和原理的话，那么，我说古人把发声部位和发声方式极其相近的aoe iuu误认为同韵也就没有错。而且，我在信中还有这么一句话：“当然，这是从语音学的角度说的，而作为诗韵，古人的这种见解也没错，它也能起到押韵的作用。”这就把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许是陈先生没有把我给周先生的那封信读完，所以才提出那么一些质疑。

陈先生在文章中将我出于分析语音音素的需要而借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符号予以标示的做法极为反感，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音”去“分析古代诗歌”。这未免无的放矢。事实上我的本意只是为便于与周先生讨论不能将韵尾n 或 ng从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中抽出来单独当“韵” 看、只有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中的主要元音才在韵母中起主导作用的问题才这么做的。我也从未说过要用现代汉语语音去分析古代诗歌，相反，我很看重《广韵》，我还积极主张保留入声音。但我不同意将韵书中的南北音之分盲目地说成是古今音异。不过，我还是要问一句：就算我用普通话拼音方案的字母符号给“国”、 “得”“识”这三个字注了音，莫非就破坏了这三个字的什么“古音”了么？依陈先生之见，这三个字的“古音”又是怎么发声的呢？又该用什么方式将它标示出来才便于分析其音素呢？陈先生自谦地说自己“孤陋寡闻，不知道古人是否真的‘将发声部位和发声方式极其相近的aoe 和 iuu误认为是同韵’。”那我可以告诉陈先生：在传统诗学中素有“宽韵”之说，所谓“宽韵”，就是指的韵母中的主要元音同韵或通韵，取其音近可读、可歌，这不仅是诗人如白居易们有这种语音表达能力，就是席地而坐、击壤而歌的先民们也大多有这种语音表达能力。他们当然不知道aoe iuu 这些字母符号，但这些字母符号所标示的语音音素则是他们语音中的客观存在，《诗经》和《乐府》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陈先生是从这样的角度提出质疑，则未免对音韵学或语音学这门学问知之不详了。王力在其所著《汉语音韵学》一书中解释顾炎武的《音论》说：“古人用韵颇宽，苟其声相近可读，则不必再改。” （见该书第285页）。也是对陈先生这一质疑的回答。陈先生又举例说“闽南方言是保留古音较多的一种语言，象‘家’‘花’‘斜’等字，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同韵的，但在闽南方言中完全同韵。” 其实在这三个字中，“家jia”和“花hua ” 的主要元音都是a，（请原谅我又要做音素分析），押韵；只有“斜（xie）”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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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元音是e，但古人认为同韵。对这种情况，在传统诗学中还有一说，叫做“险韵”。（这些都是后世的学者通过对古人作品的分析得出的说法。关于“古音”，众说纷纭，恕不多赘。）这个“斜”字在吴音的现代口语中两读，读作“ci辞”或“qia恰，阳平”，后者的主要元音也是a，押韵。而在诗歌诵读中则读作“xia霞”，其主要元音也是a，押韵，我并不反对这种读音,我儿时老师就是教我们这么读的，类似的情况也较多，是常识范围的问题了。但把这看成是南北音异也未尝不可。这也恰恰证明了我说的只有主要元音相同才押韵和只有主要元音才能在韵母中起主导作用的道理是正确的。关于诵读古代诗歌还有一些“变音”讲究，或有将其认作 “古音”的，则是题外话了，恕不多赘。陈先生还说：“普通话的源头只可追溯到清朝。即清雍正六年（即1728年），雍正皇帝时必须说官话。这官话就是沈阳话和北京当地本土语言相结合的清代北京话。”但据我所知，元代（1324年）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就是基本上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编的。该书将入声音全部派入平上去三声中，创阴平阳平之说。但因当时是江南才子居音韵学界主流，此书一出，立即遭到抨击，说他“反古”。而据四库全书提要论该书称：“德清轻诋古书，所见虽谬，而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或以变乱之法诋之，是又不知乐府之韵本于韵外别行矣。”有贬有褒。到了民国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当时文化界提倡国语罗马字，赵荫棠对该书又有一论：“在这个旧势力崩溃的时候，周德清先生应运而生，废入声，创阴阳，归并旧韵为十九部，辑成中原音韵一书，遂奠定现代国语的基础；这是中国语言革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应该说这才是推行普通话的源头。须知古代的音韵学家们，大多是欲以其著述统一全国语音的。周德清在其书的《序》中说：“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乐府之盛之备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闾闫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以上所引均据王力著《汉语音韵学》第500—503页）。

关于我国古音韵学上的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我诚恳欢迎有志于对这门学问作深入研究的同仁对其开展讨论，以挽救这门“绝学”。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才多说了以上那么一些“闲话”，就当作是抛砖引玉吧。

末了，我还要建议，在研究古音韵学这门学问时，千万要充分利用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这一有利工具，并充分运用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所蕴涵的现代语音学的基本原理，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2007年2月22日于成都华阳锦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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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原帖由 疁城小囡 于 2008-2-27 16:39 发表
人家要提出的是突破前人的划时代的见解，自然不需要去参考别人的书么。

再怎么划时代突破之前也总要有个“研究回顾”，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绕不过去的，没书目参考什么呢，不参考怎么回顾呢，不回顾就突破，要么野蛮突破

双相障碍

再次被雷，这人写文章口气还这么大，看来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读音当作古音不是孤立现象。

mandarin

他说“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时代”开始关注音韵学，，，，

双相障碍

不晓得和王旭龙什么关系。

dorp

真是 飞塔...

疁城小囡

原帖由 双相障碍 于 2008-4-26 18:39 发表
不晓得和王旭龙什么关系。

王旭龙比他强点我觉得，至少还读过王力。。。

双向你别去欺负弱势群体了好不好？

双相障碍

反智之人反以爱科学自居，继续骂之。

mandarin

这不叫反智
反智是老子那种国图馆长才有资格的

这种叫无知，三家村级别

双相障碍

满满说得对，最好玩的就是他试图装作对我很礼貌很冷静但是经常控制不住爆发的景象。

mandarin

你怎么惹他了

沈小三

原帖由 双相障碍 于 2008-2-27 17:00 发表
再次被雷，这人写文章口气还这么大，看来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读音当作古音不是孤立现象。

此书当焚

dorp

双相我愕然发现此贴侬面红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