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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媒体或影视里使用的语言,是法定的普通话;在媒体或影视里使用上海话,是作为特例来对待的。
上海话比重大的,近的就是《三人麻辣烫》,林栋甫是全用上海话讲的——不是也有嘉宾讲上海话的吗?是的,不过嘉宾往往会夹带普通话。《孽债》里大量台词讲的是上海话。王志文在《红粉》里说上海话。此外,倪虹洁在《武林外传》里夹过几句上海话。潘虹的《股疯》里证券交易营业厅里的股民们的七嘴八舌是讲上海话的。《舞台姐妹》里,那几个姆妈,时不时地会冒出一句上海话。电台里嘛,早先是范仰祖,后来是“阿富根”。当然,东方电视台文艺频道总是保留一档上海话节目的。
对于在这些地方出现的上海话,人们有些什么评价呢?没有“微词”的,只有《股疯》里证券交易营业厅里的股民们的七嘴八舌。其余呢?林栋甫被议论为太“文绉绉”,缺少市井的味道(其实他是“老克拉”味道);据说王志文一讲上海话,语言的“磁性”就没有了;《孽债》里的上海话,“总嫌有点生硬”。《武林外传》和《舞台姐妹》里的上海话,还没见到评论。我觉得,倪虹洁在“开”上海话时,每次都是怯生生地,像小孩子在偷糖吃;《舞台姐妹》里讲的上海话,也像是在“企图蒙混过关”。
范仰祖和“阿富根”大概可以跟林栋甫归到一类里;文艺频道的,大概只能跟《三人麻辣烫》里的嘉宾算一类。
这就怪了。林栋甫、王志文、倪虹洁本是上海人,岂有讲不来上海话之理?他们怎么会“讲”不过证券交易厅营业里的七嘴八舌的股民们?
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越是率性而言的场合,上海话听起来就越近其本色;一旦要“规规矩矩”,就马上“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导演为了真实再现现场,会要求“股民”们率性而言,而主持人、演员们不能。
以前有帖子说,上海话已经沦为小菜场语言。言下不胜痛心。其实没有必要痛心。小菜场语言又怎么了?方言,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交际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来就是植根于生活,为生活服务的。而社会生活又有另外一面——政治、社交等正式场合。在这个范围里,要涉及大量的概念、哲理、规范……这里,书面语言要占有很大的份额。于是,相对于“土话”,就有了官话。主持人、演员,都是在做宣传,不管如何平易近人,他不可能不“规规矩矩”,于是就不可能跟土话“零距离.”。再举一例:让一个正宗上海人来读一份报纸,如果他一字一句地读,听起来当然是“官腔”;要是他不辞辛劳,把文章译成口语,会怎么样呢?大概还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因为,他不管如何了得,都绕不开那些土话所无的词语。不绕开,有没有错呢?不绕开是正常的。事实上,对应于不同的场合,历来人们说话就有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个层次。谁要是在小菜场拿“主持人腔”,人家会说他“有毛病”。反过来谁要是在“庄严的讲坛上”用上小菜场腔,大概不会有人认为是大长吴语的志气,相反会怪他“说话不分场合”。上溯到六七十年前和更早,讲上海话,就是有两种腔口的。何以那时没有“听起来不对劲”、“讲起来找不到恰当的词”等等感觉呢?因为那时并不是普通话定于一尊,人们在小菜场、饭桌、盛宴、宣读合约文本、高谈阔论以及会议等场合都能听到用上海话讲的正式语言——宋庆龄就在大典上用上海话发表演讲。既然耳熟能详了,自然也就能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力推普以后长大的人(算来上限要在60岁了吧),既不习惯于用上海话讲正式语言,也不习惯于听有许多正式语言的上海话。甚至于有人认为没有切口、没有市井气的上海话就不是本色,或者上海话只能用于小菜场。这些看法其实不禁驳:没人会说宋庆龄讲话带切口或有市井气;事实上当年的那些“姆妈”们开出口来雅相得很,但又是的的刮刮的上海话。
而在传媒里出现的有限的用上海话的场合,恰好提供了用上海话讲正式语言的范例,听的机会多了,讲起来也就不别扭了。所以说,上海话广播用的是广播上海话,而不是小菜场上海话,但终究是上海话,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正宗上海话,下得菜场,进得沙龙,也上得大会堂。让林栋甫、范仰祖们堂而皇之地用上海话讲比较正式的内容,倪虹洁们讲上海话的时候不再怕瑟势势,就是说遇到了土话所无的词语,并不绕开,也不拖上普通话来抵挡一阵。让大家听惯广播上海话,习惯于听和说登得大雅之堂的上海话,实际上就是在为上海话保存和拓展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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