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262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237年)被杀，凡25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泊无锡湖、祀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闬、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二)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同源)。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按陶为豫章都阳人，家于寻阳，故云)。

    (4)《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又范伯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5)《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南史》作：“公则所领，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2．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徘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御览》卷二一引此条注“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间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敬则原籍临淮射阳，南徙侨居晋陵南沙县，初为南沙县吏，母为女巫)。

    由(1)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由(2)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但由(3)(4)还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戈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

    3．江东方言是吴闽等方言的祖语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吴语、江淮话、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江淮话明显是后代吴语官话化而形成的，而闽语则保留更多的六朝“吴语”的特色。这里存在吴、闽语与江东方言都有关系的情况：

    江东话具有今吴方言特征。我们由以下材料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1)东晋语言学家郭璞(276—324年)，字景纯，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作注，不时征引当时江东方言，从而为当时的早期吴语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他的江东、江南方言词与今温州话相合的也有十余条(如“隑、瓯、炀、浦”等)。

    (2)颜之推在上引《音辞》篇还指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甜’”。是声纽上不分“从”母与“邪”母、“禅”母与“船”母，即浊的塞擦音与擦音不分，这即在今天还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而在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了。

    (3)颜氏又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这说的是鱼虞二韵之别，表明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南宋山阴人陆游《老学淹笔记》卷六：“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今温州话鱼韵见系文读合口呼同虞[y]，白读开口呼读[ei←i]，齿音则只读开口呼如：“许(那)hei³、去khei⁵、渠ɡei²、猪tsei¹、苎dzei⁴、箸dzei⁶、蛆tshei¹(~虫)、徐zei²(姓)、絮sei⁵(天罗瓜~)、鼠tshei³”。

    而另一方面又有江东话与闽语有关的反映：

    (4)日本从南朝学去的汉字音称“吴音”。但除全浊声母为浊音外，跟今吴语差别很大，却有八个特点与今闽语相同，如：麻韵见系字读e，齐韵读ai，梗摄读yau、yaku，元韵合口读wan(同厦门)，开口读on(似福州)，文韵见系读un如“云”，尤韵读u如“有”，匣母合口部分白读字不随其他匣母字读k—而读w—，如“会画禾/获(同潮州)皇(同建瓯)”(这也似今吴语，但今吴语匣母读 ／w，不像闽语分h、ø／w两类。客家话齐韵、梗摄读法相似，则暗示客赣方言与江东这种“吴音”也有关系)。

    六朝时日本与刘宋通使十次，而东晋宋、齐梁各只一次，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当时遣使于“吴国”，接待“吴国”使及缝织工都承前称刘宋为“吴”。故“吴音”之“吴”应以来自吴都建康为可靠，不可能远到闽地，因为直至唐宋，日本舟船也大多还是南至明州(今宁波)，未能远至泉州。则当时“吴音”只能取自苏南，这说明那时江东“吴音”很近今闽音，而不像今吴音(注意就吴方言保留浊音一点说，闽语方言就也有四处古全浊声母今尚读浊音)。

    (5)作为南朝“吴语”见于记载的几个特征词如：人称“侬”(《子夜歌》)、冷称“渹”(《世说新语》)，今都既见于浙南，又常用于闽语。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一文引闽语常用口语词单字35个,而其中“妳(母)、箬(竹叶)、伏(孵)、卵(蛋)、哺、雾”等18字也用于浙南，如温州边即叫“边舷[ i](“舷”本胡千切，闽语声母塞化，温州则清化)，相同的超过一半。从而表明闽吴二语关系很深。

    (6)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举语法特征说：数量结构“几百几十、几丈几尺”等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及位在前面的“一”，如一百几十说“百几”，一万七干说“万七”，一丈六尺说“丈六”。浙南也加此，一百二十还可说“百念”。

    (7)尤其浙西南处衢片吴语跟闽语更像，有许多介于闽语吴语之间的形式，表明吴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方言连续体。

(三)吴语形成独立方言

    当闽语与吴语分别独立时，吴语才算真正形成独立方言。很多证据表明唐时宋时闽语已形成与今一样的闽语和吴语：

    1．材料表明，我国各个大方言在唐代确都已形成。这有几个理由：(1)闽方言唐代已形成，唐顾况《囝》诗中“囝”“郎罢(父)”等闽语词与今合(宋《集韵》弥韵九件切也说：“囝，闽人呼儿曰囝”)，说明闽语已成独立方言。(2)唐末五代间闽人避王曦之乱大量迁入温州地区(今温州很多大姓族谱及宋人墓志都表明这一点)，但却没有影响温州方言成为闽语，说明当时吴语已很巩固。(3)唐代对汀州、潮州的开拓则使那里成为客话及闽语区域，而从此离开潮汀而北迁的畲族都已放弃近似苗瑶语的固有畲语，而带走学来的客话，表明客话闽语当时都已形成，只是进入非汉语区才发挥其强大影响作用。比较杭州话可知客话唐代早已形成，杭州话是宋代由汴京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从它可见到宋时官话与吴语的具体差别，杭州话既无-p、-t、-m尾而“儿”读[1／r]，这表明具有-t、-p与-m尾、“儿”读[ŋi／ni／i]的客话不可能是宋代才从北方南迁的。而且客话放弃北方否定词“不”而采用粤语“呒係”，说明粤语在当地力量己很强大了(赣语一直用“不”而没有采用“呒”则是它跟客话的重大区别)。

    2．宋室南迁使首都临安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形成独特的杭州吴语。比较杭州市区话及郊县余杭话就可明显看到，杭州话只不过代词、结构助词都官话化了，又有见系声母二等由k变t ，儿尾由—n尾变成了—l尾等官话影响。这表明吴语已经很巩固，不但郊县仍然保持小称-n尾等，市内官话特色也不过有限的那几项，都是大家熟知的官话特点。   

    依照杭州话的活标本，可以窥知官话影响吴语的情况。那么将苏沪吴语与南京扬州官话比，则除掉相类的官话成分，留下吴语本色，再以此与浙南吴语相比较，可能更能认识其共同的成分。这共同成分及本色特点或能表露由汉至东晋的原始江东“吴”语的一些旧貌。

(四)综述吴语源流

    1．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至今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语音演变共同点如：全浊声母都读浊音；见系二等无i介音；“咸山”二摄鼻尾脱落、元音鼻化；“蟹、效”二摄—i、—u尾脱落，变单元音；入声古塞尾脱落变开或紧喉等。后来吴语湘语两区虽由客赣语从中插开，自江南近江至今还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通城、祟阳、蒲所，到湖南临湘、岳阳、平江(南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都还读浊音(湖口老派、武宁与吴语、湘语一样与次清不混，其他点与次清混)，还有很多词汇相同。

    2．吴湘联系被插开是客赣语发展后的事。这种方言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一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如梅县)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别的南方方言多，影母洪音读ŋ，表现出好些比其所处地域位置更为靠北的一些语言特点，可能是北语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早期南迁活动可以溯至汉末动乱。如《三国志·蒋济传》：“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自庐江、九江、新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城即今安徽潜山，是今赣语楔入江淮区的最北点之一，在周围强大江淮话包围圈中至今还能保持赣语一些基本特色。孤悬于江北赣语尖角之尖的潜山话，想来不会是受隔江赣语的感染，而可能是旧语的余存。则赣客语可能来自这些东渡江入吴的古江淮移民，因从庐江、九江南移的话，过江即今赣语区(贵池石台二县西部、东至、彭泽、瑞昌等处，这里有湖泊、长江及众多支汊，古代可能因到处沼泽，不便居住，因而人少荒废地多。而战乱时就成为很好的避难可垦辟之处了。这股江淮移民与豫章的古楚语结合后形成客赣语的雏形，以后又因东晋南下移民而加强为客赣语，从而向东发展影响东邻的古吴语，对分化出徽语、闽语曾起过重大作用(今闽语徽语中有的层次接近客赣)。

    3．六朝晋宋之“江东”方言包括后世吴闽方言在内，至今吴语东瓯片南部有苍南“蛮话”，是一种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东话，在处衡片浦城南部有一种石陂话是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北话，它们都是含有对方层次的中介方言，表示了一种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像浙江建德话是吴徽二语之间中间状态话那样。

    4．至唐时国家安定兴盛。战乱可造成方言迁徙，安定则可使方言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闽客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方言专用方言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方言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5．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东瓯片永嘉方言作者并已据自己方言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方言特色(如《张协状元》)。